一、蛰居一处公馆
1949年5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不得不走了。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乘坐飞机，只能乘船。杜月笙带着几房太太、子女、保镖 、佣人一大群，和一大帮亲戚朋友，包括金廷荪一家，万墨林一家、顾嘉棠一家、朱文德一家，乘坐一万多吨的荷兰渣华公司客轮“宝树云”号，逃往香港。
在与杜月笙随行的亲属中，便有孟小冬和她的养女杜美娟。
早在平津战役爆发之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平津推进。杜月笙放心不下远在北平的孟小冬，让姚玉兰以姐妹之情马上去信，劝孟小冬迅即来上海。当时北平人心惶惶，谣言纷传，孟小冬无依无靠，六神无主。接到姚玉兰的信后，一种温暖之情油然而生，便匆匆打点行李准备离开北平。
得知孟小冬答应南下上海，杜月笙深感欣慰。由于交通已经中断，杜月笙立刻派出专机前往迎接孟小冬。孟小冬再次踏进十八层楼大厦，杜月笙晓得这次她不可能再有机会离开了。
“往后你就安心留在上海，把杜公馆当作自己的家，不好吗？”杜月笙劝慰孟小冬，“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定然会让你再登台。”
直到这时，杜月笙仍然没有明白，孟小冬要的并不是再次登台，她要的是一个名分！但无论如何，杜月笙的一番苦心，仍然使孟小冬感受到有生以来少有的温暖。
“小冬，你就留下来，哪里都不也要去了。”姚玉兰也好言相劝，“这么大年纪，还只身漂泊，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孟小冬自忖时局动荡，孤身无依，又仰慕杜月笙仗义豪侠，特别是有感于他多年的照顾之恩。当然还有姚玉兰和她姐妹般的情谊，于是决定往后就以杜门为其安身立命之所了。所以杜月笙举家到香港，孟小冬和养女杜美娟作为家人随行。
由于购票时舱位都是分散开的，杜月笙、姚玉兰和孟小冬，三个人只有一间头等舱，舱内有两张单人床，外带一张三等床位。
姚玉兰便与孟小冬商量好，两个人轮流值班照顾杜月笙，轮到歇息时，就去那张三等铺上睡一会儿。
时值杜月笙不知第几度喘疾大发，方告小愈之后，气喘之势平复了许多。但见“宝树云”号自外滩启碇，舱外的喧哗声渐渐安静下来。只闻机声隆隆，衬托舱中的一片缄默，陡增了些生离死别的悲怆与凝重。
“宝树云”号通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囗，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转眼即逝。别矣上海，此一别不知是否还有归期……舱里的三个人相对无语，每个人的心里都在倒海翻江。
望着船尾翻腾的巨浪，望着渐渐消失的大上海，杜月笙晓得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偌大家业、庞大事业，昔日的繁华显赫、盖世声名都将离他远去，晓得与他血肉相连的黄浦滩、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大上海都将与他杜月笙再无关联，心里顿时像被抽空了一般，整个精神支柱顿时坍塌，瘦骨嶙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躺在床上犹如槁木死灰，全部没有了生气与生机。
在长达两天两夜的旅行中，杜月笙几乎没有离开几次床铺，成天成晚的躺在床上，与姚玉兰、盂小冬默默相对。亲朋好友都晓得他正在病中，也都晓得这次离开上海，他的心情与精神状态定然不佳，大家相互告诫，莫要前去打扰。
5月3日，“宝树云”号客轮抵达香港，闻讯赶来迎接的只有在港的少数家人和亲友。来到预先顶下的坚尼地台18号，杜家上上下下颇感意外。
坚尼地台18号是一楼一底的房子，杜公馆在一楼，楼上住的就是杜月笙浦东同乡、多年好友陆根泉一家。陆根泉是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是举国闻名的营造业巨子。一楼杜公馆就是陆根泉通过香港房地产业的朋友，用6万港币顶下来的。
但在杜公馆的人看来，这一层楼的房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和杜家在上海的任何一处住宅相比。楼下杜公馆既无庭园又无围墙，外面的人朝里看，可谓“开门见山，一目了然”。
全屋精华所在唯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看上去还够宽敞，够气派。正房只有三间，其余小房间都是将就走廊空隙隔出来的。
但是杜公馆到香港的人实在不少，杜月笙，二太太陈帼英带着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暂时去了台湾，除开不算，有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和孟小冬，长儿长媳杜维藩夫妇已经有四名儿女，老二杜维垣、老三杜维屏、老四维新，都已建立小家庭，老七维善、老八维嵩还在读书，外加大小姐杜美如，孟小冬的义女杜美娟，光是家中的眷口便有20多人。
此外还有跟出来的随从徐道生、司机小阿三钟锡良、大司务“小鸭子”及其手下、男仆陆圆、解子信，女佣阿妹、小妹等四人，佣人就有10多个。
这一层楼的杜公馆怎么装下这一大群人，实在是伤透了脑筋。后来安排姚玉兰和孟小冬的两间房分别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外面，劈面相对，而且声息相通。其余房间，一间做了秘书胡叙五的办公室，另外几间分别住了杜美如、杜美娟和老七杜维善、老八杜维嵩。
将这几个人安排下之后，这一层楼已经没有空隙。灶披间只够住一两个佣人，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早出晚归。
由于房子不够住，后来二太太陈帼英由台湾到香港，便住进新宁招待所。二太太一直想定居台湾，而杜月笙并无此意，两人话不投机，二太太一气之下，带着她的两个儿子老五杜维翰、老六杜维宁及两个媳妇回了上海，从此再没有离开上海。
三太太孙佩豪则在外面与儿子同住。杜维藩一家六口花两万港纸在建华街顶了一层楼，与同时来自上海的王新衡一家隔街而居。
其余成了家的三儿一女，则老三杜维屏住堡垒街，老二杜维垣和老四杜维新住在渣华街。二小姐杜美霞是金公馆四少奶，跟随金廷荪的一大家人也住在渣华街上。
自从到香港以后，与杜月笙经常不离左右的哼哈二将，便是总管万墨林和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为了照顾杜月笙，这两个人都在坚尼地台租了房子，朱文德一家住在坚尼地台10号，万墨林一家住6号，和杜月笙的坚基地台18号等于比邻而居，往来十分方便。
此次到香港，和抗战时期在香港大不相同，杜公馆门前再也没有了昔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常来杜公馆的都是平日的至亲好友。
坚尼地台杜公馆客人虽少，但每天中午饭厅里都准备两桌饭。一张圆台桌一张四方桌。通常那张圆台桌便可坐开，圆台桌坐不下了，再开方桌一席。
这一时期经常来杜公馆吃中午饭的，除了杜月笙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顾嘉棠、金廷荪、万墨林、朱文德外，还有王新衡、骆清华、沈楚宝等人。
每天一早，多半是“小八股党”硕果仅存的老兄弟顾嘉棠头一个到，他特地先来打一个转，问问月笙哥夜里睡眠和早餐情况，问过便走，风雨无阻。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应酬，这顿中饭便十有八九在杜家吃。杜月笙精神好，他便陪陪杜月笙。不然就在外面饭厅陪陪杜公馆的其他朋友。
杜月笙气喘病不发的时候，有三桩消遣，其一是赌，其二是书，而其三是为唱。
“赌”，由于受精神体力所限，只能玩玩13张罗宋牌九。因为打罗宋可以少用脑筋，而且时间不长，随时都能结束。为了凑兴，勉强陪他玩玩的，有当年的豪赌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吴家元、张公权的令妹张嘉蕊等人。
“书”，即听说书。当时有一些“说书先生”也从上海逃难到香港，杜月笙选了其中的四位：张建国、张建亭兄弟，蒋月泉和王伯英。这四位轮流，每天一位到杜公馆，分别给杜月笙讲《玉蜻蜓》、《双珠凤》、《英烈传》、《水浒传》等等有名的说部。
但当时姚玉兰、孟小冬以及杜公馆的其他人都对“听说书”毫无兴趣，每当他一榻横陈，闭目倾听时，往往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最多服侍他的徐道生在场。有时候万墨林、朱文德会来陪他听一段。
“唱”是坚尼地台杜公馆最热闹的场面。由于杜月笙的枕边人一位是“须生泰斗”，一位是以“冬皇”著称的余派传人，一时人谓“天下之歌，尽入杜门”。坚尼地台杜公馆每周五必有一场的“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为杜公馆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睹“清唱小聚”为莫大荣幸。但是杜公馆的小聚只限于至亲好友，故属门生，因此，很多人被挡在了门外。平时经常必到的有赵培鑫、吴必彰、钱培荣、马连良、杜维藩、杜维屏、朱文熊、万墨林、王新衡等人。大家一致称孟小冬为“孟老师”。
二、被指政治垃圾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便被一张报纸打破了。
一日，王晓籁和刘鸿生来访，带来一张台湾素有权威的报纸，报上刊登的一篇社论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社论中用了两个新名词，即“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社论在结论中指出：
“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
那么，这些“政治垃圾、经济蝗虫”指的是什么人呢？
指的是暗中操纵上海金融、物资的人，而列出的一条条“罪证”，每一条都和杜月笙的实际情况相符。可以说，“杜月笙”三个字几乎呼之欲出！任何上海政界金融工商界人士都会一眼看出，这里所指的“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就是杜月笙。
王晓籁的报纸还没念完，杜月笙已经气得脸色发青，嘴唇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月笙兄，看国民党当局这种态度，台湾你千万不能去了。”王晓籁说，“我们何不一起回上海呢？”
可以说杜月笙就从来没打算去台湾，但台湾当局如此骂他，却让他大受刺激，毕竟他给国民党政府出过不少力。但是回上海，他现在还没有信心。
此时，共产党正加紧对留港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先后派章士钊、金山等人赴港与杜月笙会面，劝杜月笙回上海。杜月笙以身体欠佳为由，表示暂不回上海，但保证在港不从事反共活动，并表示已经做好留沪弟子的工作，让他们不要跟共产党捣乱。
但章士钊对杜月笙这个答复并不满意，他的目的是劝杜月笙回上海。为了达到目的，他自己便在香港住下来，天天去杜公馆找杜月笙聊天，中午就在饭厅与杜月笙的子女、朋友们一起用餐。
不料，台湾当局很快知道了共产党对杜月笙所作的统战工作，生怕杜月笙被共产党拉回上海，也立刻派员前往做工作。
一日杜月笙正在会客室与章士钊扃室长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立法委员汪宝暄来访。在几年前为江苏赈灾募捐活动中，杜月笙与汪宝暄配合默契，从此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汪宝暄一进门，杜月笙便晓得他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
杜月笙先请章士钊回避，到另一个房间稍候，他要在会客室会见汪宝暄。
汪宝暄刚刚落座，杜月笙便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张报纸，想问明白台湾当局如此含沙射影地攻击他用心何在？
“我杜某人并不在党，从1927年开始，以一个平头百姓的身份追随国民党，抗战、锄奸、戡乱、赈灾，一次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到头来我却成了‘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实在是令人伤心。”
杜月笙发过一通牢骚后，汪宝暄微微一笑，开门见山的告诉杜月笙：
“月笙兄，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汪宝暄解释说：“这篇社论当时在台北便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你也晓得，总统犹未复职，一切尚在杂乱无序状态，出点意外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种解释让杜月笙无法接受。他认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并非偶然，定然是别有用心的安排。但汪宝暄既然是代表台湾当局而来，他便晓得自家不能表现太过激，也只好给个台阶便下了。
“宝暄兄，你回台湾以后，务必请代我杜某人转告台湾方面那许多党政负责朋友，我杜月笙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懂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但我讲的是做人的道理，从民国十六年起我追随国民党，已经20多年，往后我一准还是跟着国民党走，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
“好！好！”汪宝暄高兴地说，“当局还有一封亲笔函，交给了洪兰公，过几日洪兰公会专程从台湾来港，转交当局的信函。信上的内容和我刚才讲的意思差不多。”
汪宝暄所说的洪兰公就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冯友兰。冯友兰目前在台湾一时脱不开身，特地让时在广州的汪宝暄先到香港把当局的意思转告杜月笙。
杜月笙了解这一过程后，心里不由得暗自发笑：自家老老实实地呆在香港，台湾当局却无事生非。自家刚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并没有作出回大陆的决定，台湾当局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台湾当局的态度，令杜月笙感慨颇多。
果然不几日，冯友兰先生专程抵港。如此一来，杜月笙回上海的大门就此关闭，无论共产党派哪个来做工作，他都只能委婉拒绝回大陆。章士钊盘桓多日一无所获，只好返回大陆。
但杜月笙不去台湾，不回上海，在香港一无产业二无事业，这一大家子人靠什么生活？
说来也是可悲，杜月笙挥金如土几十年，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两笔。一笔是10万美金，是当年为预储子女教育费，交给好友宋子良带到美国代营“生意”的。另一笔约有美金30万。
能留下这30万，杜月笙此时发自肺腑的感谢两个人。第一个人是金廷荪。当年成立大运公司经营航空奖券，金廷荪担心杜月笙手里存不住铜钿，自作主张把他应得的利润在杜美路70号买下一块地皮，造了一幢美轮美奂的大厦。如今这30万，便是出售那幢大厦的钱。
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杨管北。1947年杜月笙便有意出售杜美路70号大厦，起先准备卖给中纺公司，中纺出价30万美金。后来经杜维垣的美国朋友介绍，以45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拿到这笔钱后，幸亏有杨管北的一句话，提出将这笔钱预存在香港，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当时这笔钱已经用去一小部分，剩余部分30万元便按杨管北的意思存在了香港。
如今这30万美金便成为杜月笙一大家人逃难香港的全部生活费用。当时杜公馆的开销已经十分节俭，但每月的生活费最少也需要6万港币，有时还需要姚玉兰自掏腰包作为补贴。
杜月笙眼看洋钿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心里难免着急上火，如此下去，手里这有数的铜钿不知能支撑几时。
三、过手财香知多少
那么，杜月笙几十年呼风唤雨，用钱一掷万金了无吝色，得到过杜月笙经济援助以致吃过杜月笙所属公司俸禄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文人墨客不在少数，杜月笙自家有银行，有企业，不算那些挂名董事长的企业，有股份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怎么会落得没有积蓄呢？
前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书记长、战后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历时最久的吴开先，与杜月笙交往20多年，特别是从抗战开始，两人因工作关系共事10多年，对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吴开先对于1936以前杜月笙财务情形，曾有一句一针见血的妙论：
“那时候杜先生的钱，无可否认的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
也就是说，1936年以前杜月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烟土，杜月笙大来大去，钱来得容易去得快，用钱如粪土。
谈起杜月笙抗战胜利后的经济状况，吴开先则强调说：
“抗战胜利后，杜先生的洋钿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这话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再也不能“有土斯有财”了，烟土生意是定然不能做了。而对于其他生意，吴开先认为杜月笙根本就是外行，首先他对于金钱的数值概念始终模模糊糊，他自家的许多事业如中央银行、华丰面粉、大达轮船，以及纺织、造纸等，都是在好朋友或者学生的协助下办起来的，他自己甚至连经营状况都不甚了解。他在华商电气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浦东银行等事业中都或多或少的占有股份，但他在这些事业中实际上只是做挂名董事长、常务董事或者董事，并不亲自主持业务。
在那些没有股份仅仅做挂名董事长、理事长、常务董事等的事业机构中，他更是做得干脆：别人的事他全不干预，别人的盈亏他从不过问，别人的业务他更不插足。他晓得人家不过把他当挡箭牌、大保镖，他自家也乐得面上飞金，提高身价，因此常常赔着时间，赔着人情，甚至倒贴铜钿地为人家办事情。后来头衔越来越多，渐渐地倒贴铜钿的事体就免了。他这时的做法是：你们助长我的声势，帮了我的场面，你们有事我“顶”着，有问题我出面解决。你们一定要给我什么好处，我也不客气收下。但杜月笙给人家帮忙的目的，还是“放交情”，并不是为了得几个铜钿。
因此，在杜月笙70多个董事长等头衔的事业中，也只有真正属于他自家的那几个银行和公司的利润他可以支配。但是在他自家的几个事业中，能赚到的钱确实微乎其微，决不足以维持他的庞大开销。
而他在抗战胜利后的钱从何而来？据吴开先从旁观察，若干年来，杜月笙有两宗为数可观且不间断的收入——
第一宗是调解各类纠纷。
杜月笙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介入工运，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便以“闲话一句”闻名于上海各界。但在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他调解劳务纠纷、劳资纠纷主要是“放交情”，甚至倒贴铜钿。后来他调解的纠纷渐趋多样化，人们开始以谢礼对他表示感谢。在他调解的各类纠纷中，所得谢礼最多的以遗产官司、商业纠纷占最大宗。
遗产纠纷在上海特别多，这主要因为从前女孩子多没有遗产承继权，但自中华民国民法定制，女孩子与男孩享有同等遗产继承权，上海因遗产而起的民事诉讼便骤然增多。许多嫁出门若干年的女儿，依法提出和兄弟平分遗产的要求。尤其有富商巨贾，生前私筑外室，生儿育女，家主一旦故世，外室与儿女找上门来奔丧，嫡妻嫡子不承认，常会发生纠纷。诸如此类的纠纷付诸法律，律师要的费用往往是以诉讼标的三七开，或四六开，甚至有的高达对半分账。
但此类民事诉讼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开庭，一审、二审、三审乃至上诉，再上诉，要拖延很长时间。而被告方往往会利用这漫长的时间转移财产，等官司打到最后，胜诉者才发现对方做了手脚，胜诉之后所获寥寥无几，甚至连律师也白忙活一场。所以此类遗产官司，连律师也会着急建议当事人：
“我看还是请杜先生出面调解吧。”
虽说杜月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请到的，但只要杜月笙答应了，当事人和律师便都可以放心了。因为没有人敢在“杜先生”面前调枪花，该拿的必须拿出来，该收的就此收走。三头对面，言话一句，事体摆平。否则，有哪个做了手脚，一时占了便宜，将来被人发现，影响了杜先生“立信”、“树威”，那是要吃不了兜了走的！
杜月笙调解遗产案从不提报酬，他不会像律师那样谈价。但有律师标着，事体解决，对方自然晓得要有所表示。至于数额，也是对方自家看着办。但黄浦滩上哪个不晓得杜月笙大来大往的气派，这一笔礼金自然也少不了。
也有析产纠纷非法律解决不可的，如湖州南浔刘家的官司，就是刘家兄弟中的一方慕名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听完对方讲述纠纷的经过，认为这场析产纠纷唯有法律判决才能摆平，便给对方介绍了大律师江一平。一场官司打下来，果然这边胜诉。因为诉讼标的太大，江一平打这场官司所得律师费为白银60万两。
得了这么多银子，江一平想感谢杜月笙，但凭他和杜月笙的关系，送银子杜月笙肯定不要，于是去问万墨林，给杜月笙送个什么礼品比较好。
“要说杜先生好像什么物件都不缺。”万墨林说着，忽然想起在黄公馆看到的金碗、金盘、金痰盂，想想杜公馆还就是没有金器具，于是顺口说，“就缺一对金痰盂罐。”
江一平立刻叫金铺里打了一对大型金痰盂，每只都在黄金百两以上。江一平将这一对金痰盂送到杜公馆，杜月笙颇感诧异，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才晓得是万墨林乱出主意，把万墨林责备一通，那对金痰盂从未使用，后来还是卖掉了。
第二宗收入来自恒社学生的孝敬。
恒社社员虽说工商巨子、社会名流，以及党政军警各界人士都有，但比较一下便会发现，其中还是以小开居多。小开即富家子弟，“小老板”。这些人加入恒社，大多是为了寻找一个靠山。十里洋场既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天堂，也是冒险犯难的乐园，罪恶与繁华互为消长。有钱的小开大少爷要想在十里洋场平安无事，莫过于加入恒社。
加入恒社却不是简单的事体，杜月笙对吸收恒社社员把关极严。凡是才能为他所赏识的，他会想尽方法请他入社，然后根据个人才能，能做官的送去做官，能做生意的送去做生意。凡需要老夫子助力的，他必定全力以赴，务使他们都能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是很多富家小开只需要杜月笙的牌头，恒社的名声，作为他们在黄浦滩安全的保障，和炫耀的资本。这些人入社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身价，给杜月笙送上一份“压帖子钱”数额至少要能把“帖子压得住”。具体多少并无规定，但这些有钱的学生子自家心里都有数。这一宗“压帖子钱”，便成为杜月笙在战后的一大收入。
这两宗大的收入说起来很可观，但是与杜月笙战前做烟土生意相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而杜月笙在抗后用起钱来，仍然是目挥手送，一掷亿万，丝毫不亚于“有土斯有财”的时代，仅历年捐助款项便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杜月笙总是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到逃往香港时手中无积蓄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老弟兄兔死狐悲
杜月笙困居香港，每天最为关心的是上海的变化，读报几乎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上海方面的报纸都是辗转传过来的。但是在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杜公馆没有了上海方面的报纸。杜月笙一再向家里人追问，家里人才把报纸拿出来。
原来那些天报上连续刊登黄金荣的一些消息。一张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放大照片赫然刊登在报端醒目位置。照片上的黄金荣老态龙钟，面无表情地手执长帚，挪动矮胖身躯，在大世界门前的马路上扫街。家人担心杜月笙看到“金荣哥”的状况会受刺激，所以把报纸藏了起来。
杜月笙拿过报纸，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情一下子凝固在脸上，继而目光僵直，面色死灰，坐在沙发上的身子摇摇晃晃地瘫软下去。那段新闻文字尚未读完，嗓子里已开始发出咻咻的气喘声，报纸也从手中飘落到地上。
当时守在身边的徐道生赶紧过来服侍，先扶杜月笙到床上躺好，紧接着联络医生。住在旁边两间屋里的姚玉兰、孟小冬也都闻声赶过来照看。原本那几天杜月笙身体稍有好转，但黄金荣扫大街的事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中医、西医川流不息，杜公馆陷入一片混乱与忙碌中。
不几日，黄金荣的长媳黄李志清来访，除了探病，还有重要事体要与“杜家伯伯”商量。
杜月生招呼“妹妹”在病榻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李志清拿出一封黄金荣寄来的信交给杜月笙看。这封信是黄金荣寄给儿媳的“求援信”，他叫黄李志清赶紧筹款2万美金寄到上海。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看完信，杜月笙有气无力地问。
“我拿不定主意，又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所以才来向杜家伯伯讨教。”李志清茫然无措地说。
“妹妹，倘若老板能平安无事地到香港，莫说是两万美金，便是20万，我和你倾家荡产也要凑齐。”杜月笙说着，话锋一转，“现在的问题是老板绝对出不来，因此之故，我们无论寄多少钱回上海，结果一定是毫无用处。”
“但是，若不寄钱，不晓得公公会受多大罪。”
“这个……”杜月笙自然也说不清楚，只好苦笑着说，“不妨先寄1万，看看动静再说。”
“也好。”
李志清回去后，便筹了1万美元的现款汇到了上海。但钱汇到后，黄金荣的电话紧接着打到了香港，说1万美金不够。
“您老人家晓得我们是出来逃难的，我和孩子在这里是坐吃山空，纵不能不留点安身立命的钱吧！”李志清在电话中如是说，她担心黄金荣身边有政府的人，故一味地哭穷。
于是，黄金荣在电话中指明，让李志清去找昔日的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没有用的。”黄李志清马上就说，“金家目前状况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
李志清那边电话刚放下，黄金荣的电话便打到了杜公馆。一听是“金荣哥”的电话，杜月笙从病榻上爬起来，被徐道生搀扶着到会客室，坐到沙发上听电话。
黄金荣在电话里说得很简单，他要买5万元公债，手头的钱凑不够，让杜月笙凑一些解燃眉之急。黄老板亲自打电话向杜月笙求援，杜月笙不敢怠慢，赶紧命万墨林给黄金荣汇出5万港币。
其实，黄金荣的状况并非在香港的杜月笙诸人想象的那么糟糕。上海人民政府对黄金荣没有追随蒋介石逃跑，表示欢迎，并允许他继续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几家戏院。但要坦白交代过去所做过的坏事。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让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早晨到“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政府此举，无非是想借黄金荣的鼎鼎大名，让帮会人物看看，连青帮大亨黄金荣都带头服从政府改造，那些个帮会喽啰还有什么资格与政府对抗呢。
黄金荣自家为了悔过，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决定买5万元公债。由于大部分家财都让儿媳李志清带走了，所以才写信、打电话要李志清以及杜月笙汇钱。
这件事过后不久，杜月笙的一个朋友陈彬和从上海逃到香港，带来黄金荣的口信，说共产党已查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让在港亲友放心。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心情稍稍放松一些。但随即他的一颗心再度提了起来，他想到了当年共进会里杀害过共产党的那帮老兄弟里，还有两人留在上海。当年“小八股党”中的“四大金刚”已有芮庆荣和高鑫宝在抗战期间不得善终，顾嘉棠跟随来港，叶焯山和杜月笙的老兄弟马祥生由于舍不得放弃在上海的偌大家业，一直不曾离开。这两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谋杀。杜月笙暗暗揣摩，这两人大概难脱法网。
不久，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在杜月笙听来越来越可怕。此时在香港，每天都能及时看到上海的报纸。一日杜月笙突然在报上看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成为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在举办汪寿华血衣展宽。杜月笙蓦然一惊，大叫一声“不好”！心知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
果然，旋不久便传来了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消息。那日马祥生和叶焯山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浩大的公审大会，参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树端、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马祥生、叶焯山被拉上台时，政府主审人员慷慨激昂地指责他们两个的种种罪状，然后转向马、叶两人，高声问：
“马祥生，叶焯山，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夜里，杀害上海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的血案，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
当时，马祥生以为自家并未实际下手杀害汪寿华，起码没有参加枫林桥的杀害，所以喋喋不休地辩白。但是现场群情激怒，“血债血偿”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哪个听得到他的表白。
叶焯山则自知死罪难逃，只求速死，当下便不耐烦地对马祥生大声说：
“祥生哥，横竖都是一死，说这些废话有啥用！”
随后，主审官宣布判处马祥生、叶焯山二人死刑，立即拖下公审台枪毙。随着一串清脆的枪声，23年前的一桩血案得以偿还。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祥生、叶焯山跟随他，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倘若不是他一心要上国民党的船，积极组织共进会，参加所谓“清党”，哪里会有今天的报应！两位老兄弟原是对他杜月笙唯命是从的，他们原本是奉了杜月笙之命杀害汪寿华的，如今杀汪案的主使人避居香江，倒让两位老兄弟去偿还血债，他心里那份歉疚和受到的打击，超过了他身心的承受能力。
杜月笙止不住地泪下沾襟，痛哭失声，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的发病来势凶猛，每一阵气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喉咙憋得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猛地跳起来，伸开双臂，张开十指，仿佛要抓到什么救命的东西。让旁边侍奉的人都看的心痛欲裂。吃药、打针、喷烟，全都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最后决定使用氧气。
于是，杜月笙被套上了“枷锁”，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仿佛成为了他身上的器官。由于使用氧气之多，使用为时之久，卧室外面的氧气筒依然排列成行，使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的医师无不为之震惊。
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气喘病日渐减轻。精神好一些的时候，便想起再度回上海的长子杜维藩，一去半年之久，杳无音信，不由得牵肠挂肚起来。于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心惊，以致搅得他寝食难安。五子杜维翰、六子杜维宁跟随他们的母亲回上海后，他几乎不曾有过牵挂，偏偏他的长子让他放心不下，长子杜维藩在他的心中，以及在这个家庭中实在太重要了！
五、桂生姐上海殒命
杜月笙派杜维藩回上海，原本有双重用意。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杜月笙并非没有作用，他派杜维藩回去，原本有沟通联络的意思。同时让杜维藩把中汇银行的业务结束起来。
偏偏在此期间，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在港的杜月笙、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等原委该行商股董事，共产党仍承认他们为中国银行董事，通知他们赴京出席会议。
接到通知的金融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出席会议。”
但代表还没来得及派，台湾高层便知道了这个信息。蒋介石顿时大怒，把杜月笙在台的老朋友洪兰友、张群等人召到草山别墅训斥一通。
因此，杜月笙派杜维藩去上海的用意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病榻上杜月笙极力否认，不惮其烦地辩白解释，但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如此传得越凶，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石问路，因而料准杜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返回上海。
外间的各种传言让杜月笙大受困扰，巴不得杜维藩立刻返回，也好使传言不攻自破。当然，他更担心的是杜维藩能否安全返回的问题。倘若杜维藩不能顺利返回，或者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打击，他将又何以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沈月英，如何对得起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半年后，杜维藩终于平安回到香港。看到站在面前的长子，杜月笙如释重负，欢喜得忍不住要大声欢呼。这段时日杜月笙的气喘病渐渐平复，加上见到长子归来心情好转，仿佛身上的病一下子全好了。
他见到杜维藩问的第一件事不是中汇银行，不是共产党对杜维藩怎样，而是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的女人——桂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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