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给你的电报，叫黄国栋转给你，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黄老板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林桂生。
桂生姐于1950年春天在上海病逝，杜月笙在香港惊闻噩耗，悲痛不已，赶紧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拍电报，让他转告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
桂生姐自从与黄金荣离婚后，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二十五六年时间里，哪怕黄浦滩上炮火连天，她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杜月笙，和他的干儿子干儿媳杜维藩夫妇。杜月笙赴港之前曾去拜访桂生姐，看着日渐老迈的桂生姐，杜月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力邀桂生姐一道赴港。桂生姐摇头笑着，婉拒说：
“月笙，你是做大事的人，你要走是应该的。”桂生姐人虽老了，但性格还像先前那样干脆爽朗，“从离开老板的那一天起，生生死死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杜月笙早就晓得，桂生姐内心深处对黄金荣仍怀着深深的眷恋。桂生姐协助黄金荣打天下几十年，创下偌大的家业，黄金荣说一声发妻下堂，桂生姐差不多等于净身出户，连杜月笙当年都十分的打抱不平。怎奈桂生姐一心为黄金荣着想，日后连黄金荣的一分钱援助都不曾接受，一个女人如此宁折不弯，让杜月笙不得不从心底佩服。好在桂生姐不把杜月笙父子当外人，以至黄金荣多年来对杜月笙耿耿于怀。
杜月笙深知此一去也许就是今生永别，心里难免怅惘酸涩。
“月笙你去吧，不用惦记我。”倒是桂生姐依旧爽朗地笑着，“有句话叫做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不曾对老板说，离开老板的时候我只是对自家这样说。今日对你说，只要你晓得这句话的真谛，心里就踏实了。”
听了桂生姐这番话，杜月笙当时感动得几乎要掉眼泪。这不仅因为在桂生姐心里，杜月笙和黄金荣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更为桂生姐不愧是女中丈夫而感动。
不料，此一别真就成为了永别。
“我一到上海先去看望寄娘，当时寄娘身体还很好。不晓得寄娘会突然离去……”
杜维藩告诉他的父亲，接到电报的时候他已经在桂生姐家里料理后事了，他是在桂生姐离世后第一时间赶到的。他按杜月笙的吩咐料理丧事，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虽然杜月笙不能亲自给桂生姐送终，好在杜维藩在上海为他代劳，否则他真要抱憾终身了。
谈完桂生姐的事，又问中汇很行事体。杜月笙让杜维藩回去终结中汇银行的业务，说到底是为了将银行资金转出来。几个股东都在香港，杜月笙对大家也好有个交代。
中汇银行是杜月笙生平所办的第一个事业，也是一直维持到最后的一个事业。30年来银行接纳了一些外来股份，但是中汇股东多半是至亲好友，杜月笙本人的股本始终在65%以上。
但是杜维藩返回上海主持了半年中汇银行的业务，却根本无法达到结束业务带回资金的目的，这让杜月笙大为失望。
第二天，杜月笙便在坚尼地台的杜公馆，召开中汇银行股东会议。在香港的中汇股东，包括金廷荪、顾嘉棠与徐懋棠，当日一律到齐。
他叫杜维藩以中汇银行代总经理的身份，向股东们提出报告。杜维藩从上海带回一本详细账簿，载明他主持中汇银行业务的半年中的运营状况，收支明细。他把账本摊开，报告中汇银行的财务情形说：
“……不但业务无法结束，而且储蓄部的定期存款与日俱增。把持业务的干部都想多吸收存款，却不曾做过放款业务。所以存款全部搁死在那里，而存户利息还要照付，这样只进不出的结果，存款日多只有面子上好看，实际上每天都在蚀本……”
中汇银行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不曾作任何结论，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这爿银行，只有撒手不管了。
1950年10月，大陆开始公司联营，杜月笙收回中汇银行的希望就此破灭。
杜月笙在上海华格臬路的那幢老宅，当初逃走时只留了几名老佣人看守，杜维藩返回上海后就住在老宅，到再度离沪赴港，这幢老宅从此楼台黯黯，庭院寂寂，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后来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进驻老宅，老宅门口挂上了“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招牌。中国评剧会华东分会的会长是海派须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早前常出入杜公馆。如今周信芳移驾“杜公馆”办公，令听到这个消息的杜月笙心中很不是滋味。
六、寓公床头金尽
1950年秋季以后，坚尼地台杜公馆的来往客人较先多了一些。这其中有两重原因，一为杜月笙大病初愈，无法出门拜客，好朋友即使不来他也会命万墨林打电话去叫。其二是“登门求告”要求帮忙的朋友渐渐多了。
杜月笙虽自家坐吃山空，每每想起来心里便紧张不已，但用钱的习惯却不曾改，只要对方张口或者对方有所暗示，他若不出手相助，便倍感塌台，面子上无法支撑。虽出钱数目锐减，但终究还是要出的。
一日，有一位重庆朋友托人来借钱，只借300元，这让杜月笙大为诧异。此公为重庆富翁之一，生意、房地、山亩，多得不可胜数，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常去他的府上，他那间客厅面积与大跳舞厅不相上下，布置得富丽堂皇。如此富埒王侯，为何要区区300港币？
来人见杜月笙疑惑，只好如实相告，此公已办好赴台入境证，将即日启程，但资金已尽，只好借300港币用来买船票。
“他老兄怎会落到这步田地？”
“杜先生有所不知，如今像他这样穷困潦倒的百万富翁，在香港市面上不知有多少呢！”
这句话让杜月笙蓦然一惊，立刻联想到自家，心情随之黯淡。他赶紧拿出1000元港币，接济那位重庆朋友，让他买好船票到台湾以后，手头还有一点余钱。
从此，杜月笙开始注意大陆朋友在香港的生活现状。他们中一部分错把香港当作了黄浦滩，低估了香港人的经济实力，一到香港便一道“炒金”，数量越做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岂料香港本地帮商人瞅准机会，狠狠一掼，上海帮炒金客立马惨败，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另有一些富翁阔少，挟大批金钞而来，以为过不多久美国人就会帮助国军重返大陆，因而在香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但时日一久，发现国军重返大陆根本没有希望，他们自家却是床头金尽。只得从豪华大酒店搬进亭子间，以至租铺位、睡地板。最后衣食无着时，想借几角港币到摊头上吃一碗饭，都难以办到。
但是，赴港的上海人也不乏有眼光者，如杜月笙的老朋友吴昆生和陆菊荪，一到香港便开办事业，两人合办一爿规模庞大的“纬纶纱厂”，王启宇自家创办一爿“香港纱厂”，不但使他们自家在香港站稳脚跟，两爿纱厂职工还接纳了不少上海人。
杜月笙自然也不甘心坐吃山空，赴港之初便开始谋划开源敛财。他做的第一票生意是贩运蚕丝。当时有一位四川朋友，经常来往重庆、成都与香港。他看好四川蚕丝产量大丰收，又碰上时局关系价格一跌再跌。如果搜购蚕丝运到香港出售，最低也会有10倍8倍的利润。
朋友把情况对杜月笙一分析，杜月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于是参股10万美金，由这位朋友斥巨资搜购蚕丝，后来杜月笙又把顾嘉棠拉进来算了一股。
本来一切运作顺利，货款打过去不几日，大部份蚕丝便已收购好，集中到成都，只等中航公司的飞机履行合约，拨机逐批运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蚕丝正待启运，11月10日一早，报纸惊爆，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负责人，带12架飞机一道飞往北平，全国各线空运中断！
惊闻此讯，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续给四川朋友发电报，无奈航线中断，运丝合同无人负责，大批蚕丝堆在成都运不出来，一时又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四川朋友也是急得团团乱转。蚕丝最终没有运抵香港，四川朋友几乎为之破产，顾嘉棠的一家一当全都蚀光，杜月笙损失了10万美金的巨款。
这个打击对杜月笙来说太大了，本来只有30万美金做养家之资，如今蚀去10万，还省区区20万，再减去来港之后的费用，杜月笙几乎不敢再算这笔账。不到20万美金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能支撑几时？杜月笙想一想都心惊肉跳。但他仍不死心，仍然在找机会开办事业。
1950年初，他的朋友徐学禹从上海来到香港。徐学禹是中国航联保险公司总经理，他一到香港，就计划成立航联香港分公司。按照香港政府的规定，航联在香港设立分公司，需要缴纳5万美金的保证金。于是他便去和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听了徐学禹的设想，觉得在香港成立这么一个事业机构很有必要，一开始可能生意不多，但可以慢慢开展，最低限度可以让若干自家人有个头衔和职业，免得香港政府指为无业游民，不准居留。
“5万保证金不生问题，不妨由我来筹措垫付。”
徐学禹见杜月笙爽快答应，立刻着手筹建。公司成立，推杜月笙为董事长，杜月笙、徐学禹、杨管北、宋汉章、钱新之为常务董事。杜月笙的爱徒，前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副总经理、华孚保险公司总经理沈楚宝担任总经理，杜维藩任财务经理。
虽然有了中国航联公司香港分公司董事长的桂冠，但由于公司业务一时开展不起来，杜月笙投进去了5万美金，却没有进账，等于一大家人的生活费又少了5万美金。眼看着一个月6万港币的开销继续不断，坐吃山空下去终有床头金尽的一日，杜月笙心里着急，有朋友劝他投资开一片影戏馆，也有朋友想与他合资在九龙开一爿织布厂，计划书和预算表都拟订好了，杜月笙却又摇头推托，他对朋友说：
“几年前日本人攻香港，由深圳打九龙，一步就跨过来了。九龙离深圳太近，在那里设厂风险太大。”
说到底，此时的杜月笙已经不敢投资，生怕蚀了本一大家人陷入困境。他这时只想做点投资小而又急功近利的生意。在经常来请安的恒社子弟中，袁国梁一直不曾断了生意，但都是小做做，多少赚点钱贴补家用。有一次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突然问：
“国梁，你最近在做啥生意？”
“有时候做做股票，有时候做做棉布。”
“赚铜钿吗？”杜月笙紧接着问。
“说不准。香港比不得大上海，眼光不大容易轧得准。”
“你留心一下，有机会就帮我做两票。”
“好。”袁国梁赶忙答应。
“顶好眼光轧准点啊！”杜月笙又嘱咐一句。
就这个“眼光轧准点”，让袁国梁颇费了心机。由于想给老夫子轧准了买进一笔股票，赚个几千美金，他决心帮杜月笙做50张，但又担心万一轧不准做蚀了怎么办？于是，他只是含糊地告诉杜月笙代他做了某某股票50张，说了一下大致买进的价钱与时间。杜月笙听了，立刻便命人归还押金。
“不必！不必！”袁国梁赶紧拦着，他说，“我正巧有一笔多余的头寸，这笔押金我先垫着好了。”
袁国梁的用意是万一做蚀，就算他自家做的。因为杜月笙不曾付押金，这笔生意可以不做数。
终于等到这一支股票涨价，战战兢兢继续等，等涨到了相当的程度，赶紧向老夫子请示，然后立马抛出。结果总算轧准，替老夫子赚了几千美金。
第二笔袁国梁依然垫付，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加重，却始终放不下这桩事体。他认为由袁国梁垫本钱，赚了几千美金送来，在他来说等于白拿，他不能再做无本生意。正巧吴开先前来探病，他便请吴开先把事先开好的支票转交袁国梁。
偏偏这次没轧准，袁国梁代杜月笙做的这一票蚀了将近3万港币。虽然3万港币对两人来说都不算大数目，但想到上次赚了几千美金，在杜公馆吃中饭时当面交给老夫子，当时老夫子是何等的开心！老夫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让他刻骨铭心：
“国梁，你晓得吗，这是我到香港一年多第一次进账。”
老夫子说得开心，袁国梁听着却生出满腹心酸。杜月笙在大上海一掷万金，甚至一掷亿万，何曾眨过一下眼？杜月笙接济的朋友无以数计，他心里何曾有过数值的概念？如今这区区几千美金的进账却让他如此开心，袁国梁怎么不痛心呢！
所以第二票万万不能蚀了，无论数额是大是小。
于是，袁国梁把赔了的三万港币算在自家名下，另贴5千港币算是赚来的，为的是让老夫子乐得病中开心。
那天袁国梁去杜公馆，正赶上杜月笙气喘稍轻，精神尚好。但当袁国梁奉上“赢利”的5千港币时，杜月笙哈哈大笑，然后望着惊诧中的袁国梁说：
“国梁，这五千港币你收回去，然后请你告诉我，这一票究竟蚀了多少？”
袁国梁惊出一身的冷汗，心想老夫子躺在病床上怎会晓得这票细布蚀了本？
“我不是未卜先知。”见袁国梁发愣，杜月笙解释说，“我只有大估摸想来，这票生意要是赚铜钿，绝对不止赚三千五千。要是蚀了，数目也必定可观。你为了使我开心，赚9千你会添成一万，赔了你会算在自家账上。国梁，你说我讲得对吗？”
袁国梁不得不点头称是，但坦承赔得不多，不过二万八九千。
把这一票交割清楚之后，杜月笙说：
“国梁，让你代做生意的事到此为止，不然你会把家当全赔光的，”
杜月笙自1915年与结发之妻沈月英结婚在上海八仙桥同孚里自立门户后，30多年来，杜公馆一直有专司会计、出纳的账房先生。莫说是杜月笙，就连沈月英与后边的几房太太陈帼英、孙佩豪、姚玉兰、孟小冬，以及少爷、小姐，在35年之久的时间里，从来不曾有谁管过家用账。
然而1949年5月以后，在香港坚尼地台杜公馆，一生挥金如土的杜月笙亲自做起了“账房”，偌大一个家庭的全部账目，统统藏在他自家的肚皮里。他把支票簿交给爱女杜美如，所有费用由他吩咐杜美如开出支票，让其他人去办理。
七、最后一次婚礼
1950年末，香港风传共产党要进攻香港，收复中国领土，杜公馆一些人怂恿杜月笙举家迁往法国定居，万墨林、顾嘉棠也都跟着嚷着要去法国。
“热啥个大头昏！”杜月笙差一点儿就要喊出他的口头禅。
他晓得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单就铜钿这一项就办不到，他清楚仅存的钱根本禁不得如此折腾。再说，这许多人中有几个讲得了法文，过得惯外国生活？这在他看来，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他不能让大家晓得活命的铜钿所剩无几了，他要稳定大家的情绪，因此，他没有表示异议。
就在大家一道策划着迁居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在杜月笙的大房里，连同顾嘉棠、万墨林等多人在场，大家在算一共需要多少张护照。当杜月笙算好一共需要27张的时候，孟小冬当着房中所有人的面，忽然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
一语既出，满屋肃然。杜月笙蓦然一怔，马上意识到自家实在委屈了孟小冬，但他晓得此时姚玉兰与孟小冬已生龃龉，若与孟小冬成婚，必定惹得姚玉兰不高兴。但为了孟小冬，他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他略一沉思，当众宣布：
“好，尽快安排举行婚礼！”
终于作了这个决定，杜月笙总算将要了却一桩心事。他在缠绵病榻的生涯中，唯一的安慰便是孟小冬的尽心侍疾与柔情万种。他感喟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像孟小冬这样卓尔不群的奇女子之爱。
孟小冬自从住进杜公馆，就像当年侍奉师父余叔岩一样，长日为杜月笙的病体操劳，煎汤熬药，不离左右，何曾分享过杜月笙的荣华富贵？何曾得到过杜月笙的轻怜密爱？因此，杜月笙的病越是严重，越觉得自己辜负了孟小冬的一片深情。
经常出入杜公馆的亲戚朋友都会看到，杜公馆杂乱无序，没有一点和睦家庭的气息。即使家里仅有三五个人，一日三餐也吃不到一张饭桌上。除了中午外面饭厅里开一桌或两桌招待客人外，通常是姚玉兰在自己房里吃饺子，孟小冬在自己屋里冲牛奶下洋点心，都是关起门来各吃各的。照顾杜月笙吃饭是孟小冬的事，那一碗煨面当然要端到杜月笙的大房间，送到他的床上照顾他吃。其余少爷小姐，各自的卧室便成为了各自的餐厅。如此一来，杜公馆便成为由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单位凑在一起的大杂院。
在这个“大杂院”里，孟小冬是孤独的、孤寂的、抑郁的。
对内对外的交际应酬、家务琐事，是姚玉兰的事体，姚玉兰是这个大家庭的女主人。孟小冬的职责是看护服侍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丈夫，一日24小时，常年累月，无时无刻。
在杜月笙面前，孟小冬总是强颜欢笑，神色自若。但即使是朝夕相见，杜月笙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来到香港，孟小冬花容憔悴，面色苍白，眉宇间常有忧悒之色。愧疚于所给予她的太少，因此这场婚礼，杜月笙要尽力满足孟小冬的愿望。
但是，杜月笙要与孟小冬成婚的决定，仿佛在杜公馆投下了一枚炸弹，各种阻挠纷纷扰扰，说杜月笙与孟小冬早已成为夫妻，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举行什么婚礼；说杜月笙卧病在床，又是避难香江，何必要大事破费，多此一举……
此时的姚玉兰早已站到了孟小冬的对立面，毕竟她在杜家经营多年，不惜搬出儿女，搬出杜月笙的亲信，对杜月笙轮番轰炸，企图阻挠这个标志性的成婚仪式。
越是这样，杜月笙反而越是认识到了这个成婚的重要性。他晓得这些阻挠无非就是为了铜钿，说好听点是由于目前日处愁城，要从长计议，节省开销；说明白一点，还不是因为自家病入膏肓，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少一个分遗产的。
因此，杜月笙对这些劝说不予理睬，吩咐万墨林立刻筹备，抓紧办事。由于杜月笙的原配沈月英已逝，孟小冬之前尚有三位太太，所以决定原则上不举行仪式。再加上杜月笙抱病在身出不了门，于是婚礼喜宴统统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举行。由于场地所限，客人不宜过多，所请都是杜月笙的至亲好友。
但是，杜月笙坚持要叫最好的酒席，万墨林便渡海到九龙，在九龙饭店点了900元一席的菜，把九龙饭店的大司务统统拉到了坚尼地台。
喜期之日，由于喜宴有10桌之多，坚尼地台楼下的大厅不够摆，临时又借了楼上陆根泉的那间大厅。
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杜月笙那天气喘病竟然不曾发作，一身轻松地下了病榻，穿起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客厅，由人搀扶着站在客厅中央。44岁的新娘孟小冬穿一件崭新的滚边旗袍，依偎在杜月笙身边。
杜月笙在港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全部到齐，杜月笙命他们自即刻起，一律称孟小冬为“妈咪”，然后一一给“妈咪”行跪拜礼。而对姚玉兰一律尊称为“娘娘”。“妈咪”送给每个子女一份礼物，儿子、女婿一人一套西服衣料，女儿、儿媳则每人一块手表。
八、自家定了死期
从1950年前后，杜月笙在身体病痛与手中铜钿日渐减少的双重压力下，开始求巫问卜，寻求精神慰藉。
当时家人与朋友也以为杜月笙热衷算命看相，无非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没想到杜月笙积久成迷，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杜月笙辞世后，家人从他的贴身衣袋里发现一纸台湾相命先生“六月息主人”的命相复函，其中写了那么两句：
“六十四岁，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原来，杜月笙瞒着家人，开好生辰八字寄到台湾，请那位“六月息主人”复函批命。接到“六月息主人”的“命书”后，杜月笙唯恐亲友家人伤心，便把“命书”藏在贴身衣袋中。
杜维藩追忆这一段经过时，沉痛地说：
“父亲在三十九年底，以及四十年初生命意志极其坚强，对于人生犹仍乐观，六月息馆主那一纸命书来后，父亲便完全丧失了求生的力量，一心只往死路上走。”
1951年7月，吴开先再次自台北飞抵香港，27日中午，杜月笙在坚尼地台杜公馆为吴开先接风洗尘，作陪的都是家人亲友，有袁国梁、朱文德、万墨林和杜维藩。
席间吴开先谈笑风生，说些台湾方面的情形和旅台好友的近况，杜月笙听着很高兴，由于他自家不能喝酒，便命杜维藩连连代他敬酒，又命在座诸人陪吴开先多喝几杯。
一席欢宴，从午时一点钟吃到下午两点多钟。正当一桌人开怀畅饮时，杜月笙的多年老友经常到杜公馆探病或者吃中午饭的秦大律师秦联奎姗姗来迟，佣人赶紧安排座位，递上杯箸。
秦联奎落座，还没来得及与吴开先寒暄，便发现杜月笙今日脸色蛮好，精神极佳，脱口说道：
“月笙哥，几日不见，你胖了啊！”
“胖了？”岂料杜月笙一怔，接着一边伸手摸着自己的面颊，一边皱起眉头说，“就怕不是胖，是浮肿！”
说罢，立刻命人拿来镜子，对照镜子端详良久。等放下镜子时已脸色大变，一脸死灰，无精打采，和先前判若两人。随后，竟然推说疲倦，不等在座人等答话，万分落寞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回屋去了，留下满座嘉宾，相顾愕然。
这一天是阴历六月二十一日，距离杜月笙64岁寿辰，只差23天，距他最后辞世尚有22天。
28日上午，杜月笙似乎开始料理后事，他将表弟朱文德唤进房间，告诉他有一笔10万美金的款子，交给在美国的宋子良代为投资，宋子良代他买了股票。他让朱文德写一封信给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请他把股票生意的经营情形开一份清单，尽快寄到香港来。
朱文德领命后立即代杜月笙把信写好，发了出去。
当天晚间，袁国梁来探望老夫子，杜月笙留他一起在小房间里吃煨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国梁想搀扶他回卧室，杜月笙却双腿发软，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月笙连连惊呼。
袁国梁赶紧将杜月笙半抬半搀，送回房间躺下。中医师西医师随后赶到，把过脉，听过心音，却查不出有什么毛病。
随即，住在外面的三太太孙佩豪、住在附近的朱文德与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子女们，全都得十万火急地赶来。一大群人陪着留下来的陆医生，在客厅里为杜月笙守夜。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杜月笙的健康状况好转，加上医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大家的心里都不是很紧张。
但在午夜1时的时候，杜月笙忽然传朱文德进去。待朱文德从杜月笙房间里出来，竟是满面惊恐。
“杜先生让我马上给京士兄发电报，让他火速来香港。”
朱文德的话无异于一个危险信号，让所有人的心脏都齐刷刷地往下一沉。陆京士时在台北，公务繁忙，杜月笙若不是情况不好，怎能叫陆京士火速来港？可是医生都没有检查出病情恶化，为什么杜月笙自家会晓得呢？
29日清晨电报发出，简单明了四个字：尽速飞港。
这一天平安无事。
30日，杜月笙乍看起来一如往常，似乎没有什么病情恶化的征兆。但是，他却命人再拍急电到台北，并且口述电文，用了严重的四个字：
“病危速来！”
31日陆京士复电，定于8月1日赴港。
31日，杨志雄闻讯前来探疾，杜月笙精神振作了许多，两人一道在客厅里共进午餐。吃过午饭后，杜月笙又约杨志雄到他的房间里谈话。两人走进房间后，杜月笙先把房门关好，然后才严肃地对杨志雄说：
“我今朝要告诉你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杨志雄见杜月笙如此严肃，也正襟危坐，郑重地问。却是万万没想到，杜月笙的决定竟是石破天惊——
“我决定不活了。”
“什么？”杨志雄大吃一惊，然后说，“活不活不是你自家可以决定的！”
“人的命自有定数，我的定数已然知晓。”杜月笙神秘地说。
见杜月笙说得既神秘又严肃，杨志雄心里突突直跳。
“月笙哥，你要有什么牢骚就冲我发，可千万不要吓我。”
“志雄兄，我跟你相交已久，又特别投缘，因此才把在别人面前不能说的话说给你听。我老实告诉你，我实在是不想活了。我为什么不想活？其中原因，我想你至少晓得一半。”
杜月笙如此一说，杨志雄这才明白杜月笙所说的这一半指的是什么。以双方交往之久，相知之深，杨志雄自然晓得杜月笙的经济状况，但他安慰的话说出来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月笙哥，我们逃出黄浦滩的朋友，哪一个没有困难？只要撑过这段日子，将来总有回上海的一天。”
“志雄兄，你们都可以重回上海，只是不再有我杜月笙了。”杜月笙惨然一笑，郑重说，“实话告诉你，如今我手里的钱几乎全部用光。我早就晓得，这笔钱用光的时候，我就唯有死路一条。”
“笑话！”杨志雄当即反驳说，“莫说你杜先生一生仗义疏财，就凭你几十年里放出去的交情，那些被你救过性命，济过急难，给过升官发财机会的人，只要稍有点良心，报一报恩，月笙哥你还会为铜钿的事情发愁？”
杜月笙惨淡地摇摇头，不胜欷歔地说：
“与其沿门托钵的求生，多活一日只不过多拖累一些朋友。不如早点走路，落个一身轻松地去。”
“月笙哥，你何必这样，只能接济别人，不能接受别人的接济？”
“别人都可以，惟有我杜月笙不可以。因为无论多少铜钿，只要到我手里，终究还是要用完。”蓦地，杜月笙加重语气说，“老兄，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你，只是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道乱搞，你们想救我一命，其实是增添我的苦恼。”
这是杜月笙和杨志雄最后一次推心置腹谈话。
九、遗产美金10万
杜月笙虽然一心求死，但求生的欲望仍未泯灭。自从接到陆京士8月1日到港的电报后，杜月笙便对身边的人说：
“如果京士8月1日能到，我的病就有救。否则，定然是凶多吉少。”
8月1日天气骤变，香港刮起台风，松山机场停航，陆京士只好打来电话，改在8月2日启程。
接到电话后，杜月笙颓然躺在床上，神情沮丧，面如死灰。经过一番痛苦的心里挣扎，他又默默许愿：如果2日京士能到，我的病还有救。
8月2日中午，杜月笙深信陆京士这一天一定会到，因此吃中午饭的时候，一定要到客厅里和大家一道进餐。当吴开先、沈楚宝、朱文德和杜维藩簇拥着陆京士走进大厅的时候，饭桌上的杜月笙迫不及待地站起来，抓住陆京士的手久久不放，顿时喜极而泣。
但是，当大家坐下准备一道吃饭时，杜月笙只顾看着陆京士，佣人重新送上饭时，他伸手去接，一不小心饭碗掉到了地上，“当啷”摔碎了。
杜月笙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随之而变。他对陆京士说：
“8月1日那天突然之间起了台风，飞机不能开，把你硬留在台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凶兆，加上刚才我打碎了饭碗，岂不是凶上加凶了吗？我认为这不是迷信，而是天老爷在告诉我，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果然从这天开始，即8月2日吃完这顿不吉利的午餐，杜月笙被搀扶着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之后，到8月16日一命归天，再也不曾离开过病榻。
从这天午后起，杜月笙给家人亲友的印象便是，前两日他焦急地等待陆京士到来，一旦陆京士来到，他便心满意足，了无憾恨，只有睡在床上等死这一件事了。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杜月笙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一睁眼便叫：“京士”、“妈咪”，使陆京士和孟小冬除了小憩之外，须臾不离左右。
8月4日，杜月笙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没有喘，连氧气罩都不曾使用。在他的房间里守了一夜的除陆京士外，还有孟小冬、姚玉兰、杜维藩、杜美如等好几个人。众人见杜月笙精神状态好，以为是好转的征兆，不料杜月笙张口却说：
“京士，我要和你谈谈怎样办我的后事。”
此言一出，孟小冬头一个痛哭失声，但她随即捂住了嘴。姚玉兰、杜维藩等人也都开始吞声饮泣。
杜月笙要求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但有三个要求：
第一，要穿长袍马褂；
第二，要用一口好棺材；
第三，尸骨先葬到台湾，将来有机会再把他的棺材起出来，带回上海，落葬高桥。
8月6日，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6人，按照杜月笙对陆京士断断续续的交代，起草了三份遗嘱，一份是对于国家、社会的公开表白，一份训勉子孙，一份则为遗产分配。
关于遗产分配，由于当时没有人晓得杜月笙究竟还有多少钱，因此只能作原则性的分配比例。即杜月笙的4位太太平分遗产的一半，八儿三女平分遗产的另一半。在八儿三女中，未成家子女比已成家的多得二分之一。
三份遗嘱写好，经杜月笙认可签字后，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作为执行人也分别在上面签字。当时三太太孙氏、姚玉兰、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在港子女都守在病榻旁。杜月笙开始从容不迫地说出他的遗产数额。
“我只有一笔铜钿，留给家属做生活费用。这笔钱我是托宋子良先生保管的，数目是10万美金。因为宋先主代我用这笔钱买了股票，多少赚着一点，大概有11万美金左右。”杜月笙说完，从枕头底下摸出宋子良手下的席德懋寄来的那笔钱的经营清单，交给陆京士等人过目。
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属的遗产，居然只有区区11万美金！
8月10日上午，杜月笙神志清醒。当屋里只有陆京士一人时，杜月笙从枕头底摸出一个手巾包来。
“这里是7000美金，京士，你替我分一分。”
“分给哪个？”陆京士接过手巾包问。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浩然长叹，不胜欷歔：
“说起来只有妈咪最苦，再就是三楼手里没有铜钿。”
杜月笙一直随着子女叫孟小冬为“妈咪”，三楼是指三太太孙佩豪，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时候她住在三楼。
于是，陆京士便按照杜月笙的心意，将这7000千美金，分给孟小冬3000元，孙氏夫人和杜维藩则各为2000元。
安排完后事，杜月笙的气喘愈演愈烈，几乎一刻都不能离开氧气罩。人也昏迷的时候多，醒来的时候少了。
一日，杜月笙的多年好友，上海叉袋角富豪朱如山来探疾，昏迷中的杜月笙突然睁开了眼睛，对朱如山说：
“如山兄那里，我还有10万……”
朱如山蓦然一惊，当即打断了杜月笙的话，急急声明：
“杜先生，你交给我的是10万港纸，不是美金啊！”
“是港币，当然是港币。”杜月笙侧过脸来，深深的望着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朱如山便开了一张10万港币的支票，当众面交杜月笙。杜月笙顺手把那张支票递给陆京士，说是欠陆京士10万港币。陆京士明白，杜月笙是想将这10万港币作为整顿恒社的费用。他从来没想过整顿恒社要用老夫子的钱。移时转身出来，他将10万港币交给了姚玉兰。
8月16日下午，杜月笙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从台湾赶来，代表蒋介石对杜月笙表示慰问。此时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凑到他的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安心静养，早日康复。目前台湾一切有进步，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当时杜月笙已昏迷了好几天，没有人会以为他能听到洪兰友的话。
讵料，杜月笙倏然睁开了一闭三日的眼睛，尤其伸出了那只颤抖不已的手，与洪兰友紧紧相握。同时，他清晰地说出了他在世的最后一句话：
“好，好，大家有希望！”
洪兰友的两行热泪，不可遏制地滚落下来。
杜月笙说完这句话，眼睛重又闭上，但他仍在竭力挣扎，想多说一两句话，却再也说不出了。洪兰友忙附到杜月笙耳边，大声说：
“杜先生的心事，我都明白，杜先生所没有说出来的，此间友好可以转告我，我回台北以后，一定代为上达！”
这时，口眼紧闭的杜月笙，艰难万分地点点头，两颗热泪溢出眼外。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泪如泉涌，欷歔呜咽。钱新之情不自禁地一声长叹，他喃喃地说：
“大家有希望，天啊！就是他没有希望了啊！”
有家人探手伸进被窝去摸摸他的脚，突然一声号啕：
“天哪，脚已经凉了……”
杜月笙在离他的生辰不到24小时的8月16日下午4时50分，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走完了63年的人生旅程。
当日，环绕在杜月笙病榻左右，为杜月笙送终的几十位至亲好友，是洪兰友、钱新之、金延荪、吴开先、杨志雄、杨管北、江干廷、吕光、刘丕基、史咏赓、张松涛、翁左青、李宗文、宣铁吾、林啸谷、沈楚宝、袁国梁、严欣淇、侯国华、赵培鑫、赵班斧、徐懋棠、朱文德、胡叙五、顾嘉棠和万墨林。
杜月笙死后，遗体停放在万国殡仪馆。亲朋好友为杜月笙买了一口价值1.5万港元的楠木棺材，于8月19日上午10时入殓。
大殓之前三日，治丧处收到的唁电、挽幛、挽联，多达700件，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南洋等各地，其中自台湾寄来的为数最多，共达153件，“党国”元老、军政首长莫不备致哀悼。蒋介石颁赐的挽额，系由“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黄伯度，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转述口谕。
自海国外发来唁电的，计有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陈立夫、徐堪、潘公展、赖琏、席德懋、赵棣华夫人、董浩云、任西平、李德燏、吴良弼、欧必成等。尤以宋子文、宋子良昆仲海念之情，最为挚切。宋子文除唁电外，同时宅嘱香港广东银行代订祭菜全席，送到灵堂，派他的驻港秘书代表致祭，他还挽之以长联。
8月19日下午2时15分出殡。出殡队伍自万国殡仪馆大礼堂门前发引，由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开道，据说它们的“任务”便是为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遇山开道，遇水搭桥。其后便是蒋介石颁赐的“义节聿昭”挽额，挽额后面是仪仗队、中西乐队、沿途诵经作法的和尚、尼姑、道士，扎满松柏枝的灵车。
送殡的私家车共53辆，其中有7辆坐的是杜月笙的妻儿子女，送葬亲友约有1000人，在霏霏细雨中，将杜月笙的灵柩送进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事后统计，杜月笙的丧仪，全部开销一共花了10万港币。
1952年11月25日，台湾当局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寝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木从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安厝在台北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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