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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用意是想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干预和渗透，企图将中国文学拖入“大东亚战争”里。其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于南京召开。据学者王向远的资料【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日本派出的代表有：长与善郎、土屋久泰、高田真治、丰岛与志雄、北条秀司、火野苇平、芳贺檀、户川贞雄、阿部知二、高见顺、奥野信太郎、百田宗治、土屋文明等十四名。中方参加人数则高达四十六名，其中“满洲国”代表有古丁、爵青、田鲁、疑迟、石军、小松，还有加入了“满洲国”的日本人山田清三郎、竹内政一，共八名；华北代表有钱稻孙、柳龙光、赵荫棠、杨丙辰、山丁、王介人、辛嘉、梅娘、雷妍、萧艾、林榕、侯少君等，共二十一名，周作人因高血压而不能出席。华中代表有陶晶孙、柳雨生、张若谷等二十五名，其中有不少并非“文学者”，而是汪伪政权中的官僚政客。列席会议的还有当时在南京的日本美术史家土方定一、诗人池田克己、作家武田泰纯和佐藤俊子，以及在中国开设书店的内山完造等人。张爱玲实未参加，因此她不甘心被抹黑，特发表此声明，为自己辩护。其实在当时许多日伪的高官如宇垣一成大将及汪伪的熊剑东，都想借胡兰成的引荐而得识名噪一时的张爱玲，但都被她一一拒绝了。因此张爱玲无心和汉奸周旋，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有这些惨痛的教训，张爱玲对于“汉奸”的指责是极为敏感的。她实在不愿再重蹈覆辙，因为她的文章而连带有人对她的人身的指控，或许这也是她这篇《色戒》写了二十多年的原因，她或许不愿她的敏感题材在敏感时刻再成为敏感的话题，于是她一改再改，一拖再拖，让时间冲淡敏感的氛围，终于在二十多年后才发表。但没想到还是引来了话题，于是她为文加以辩白，文章的开头，她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似乎刻意避开故事来源的问题。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她在《续集》的《自序》里，她对于当年与张系国的论战，更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逼写出来的。不少读者硬是分不清作者和他作品人物的关系，往往混为一谈。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果不是自传，就是他传，或是合传，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最近又有人说，《色戒》的女主角确有其人，证明我必有所据，而他说的这篇报道是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记得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我很高兴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短篇小说终于在人生上有了着落。”
在后来张爱玲这段文字里，她一直要避开《色戒》故事情节是否“有本”的问题，她甚至以《红楼梦》为例，要人们将它当小说读。更以“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来辩驳，并说她这小说是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构思的，而当年的事件报道近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这“以回忆录形式出现”的报道，当指金雄白【朱子家】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金雄白，字烯民，江苏青浦【今上海】人，一八九四年生。他原是跑政治新闻的名记者，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是《京报》的采访主任。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留在孤岛租界执律师业。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周佛海劝说下加入汪伪政权，一九四○年因帮周佛海办《平报》而成上海沦陷区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媒体巨头。历任南京政府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中报》社副社长，南京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司法当局以汉奸罪名起诉，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一九五○年移居香港，穷困潦倒，以卖文为生。一九五七年以朱子家笔名，为香港《春秋》杂志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以连载方式刊出，一九五九年结集出书【罗久蓉《历史叙事与文学再现：从一个女间谍之死看近代中国的性别与国族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1期，2003年12月】。张爱玲在此强调她是在一九五三年构思此小说的，在时间点远在金雄白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之前，因此金书非其所本。但在张爱玲改写的二十多年间，是否看过该书，我们不得而知，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张爱玲曾一度到香港写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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