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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曾经提拔过张爱玲，而刊登她的作品《心经》《琉璃瓦》《连环套》的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文中，就说过：“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而张爱玲的另一友人龚之方更说：“张爱玲非但是写小说的好手，而且是一名快手，作品连续诞生，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其时上海报刊的背景十分复杂，有的是接受国民党什么派的津贴办的，甚至有的与汪伪有干系的，张爱玲没有政治头脑，因此对发表园地也不去考虑是否合适。”柯灵又说：“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
我们知道当时的张爱玲正是创作勃发的时候，她又主张“出名要早”，于是有“趁热打铁”之说。而当时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刊物外，已别无发表园地了。她要使自己的作品在短时间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不得不有所依附，因此她对于这些指责，并没有任何的反驳。虽是投稿于所谓汉奸主办的刊物上，但她的笔端却没有写过半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张爱玲的心态，或许从她的好友苏青可得知一二，苏青对这些指责，有她的辩驳，她说：“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怍。”后来苏青更在长篇小说《续结婚十年》的扉页题词上写着：“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更有强力辩解的意味。
面对此问题，晚近的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看法，无疑是较中肯的，他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战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笔者不忍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文化汉奸罪恶史》除了上述的指责外，更严重的是指责张爱玲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如果说某些风言风语张爱玲还能保持沉默的话，对于指责她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借以证实她的“文化汉奸”的身份时，她就不得不开口，加以辩驳了。一九四六年底她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作了辩白，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刊登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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