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绍增送土200担
尽管杜月笙回避吸纳军队人物为学生子或恒社弟子，但他的朋友以及把兄弟却遍布军界高层，甚至各地方军队。范绍增便是他在地方军队中一个情同手足的朋友。
范绍增，字海亭，四川渠县人。论职务他仅是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他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钱，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尤其为江湖人士敬重。但在贪色这一点上，他也算是蜀中顶尖人物。
1930年末的一天晚上，华格臬路杜公馆的牌局还没有散，杜月笙的学生子陈松涛就将杜月笙从麻将桌上叫了出来，这令杜月笙稍稍有些吃惊。就连杜月笙的心腹弟子陆京士有事，都要等杜月笙打完一圈牌，这个陈松涛到底有什么事体这么着急呢？
“先生，范师长送来200担鸦片烟。”
“哦？”一听说鸦片烟，杜月笙瞪大了眼睛，“哪个范师长这么大方？”
大概杜月笙的朋友里姓范的师长不止一个，一时间想不起哪个有这深的交情，送这么重大的礼。
“就是四川袍哥范绍增师长。”
“喔。”杜月笙想起来了，“我只是受人之托，替他采办过军火什么的，并无其他交情，也从未谋过面，这个礼送得可是太重了！”
杜月笙当下算了一笔账，200担鸦片烟，大约需要十四五万大洋，但是从四川运到上海的特税，需要翻上好几倍！
“这个范师长，不愧是四川袍哥的首领，手面就是阔绰。”
“派过来的朋友说，这200担烟土运过来，多亏了刘甫澄军长。”陈松涛补充说。
“哦？怎么回事？”
原来，范绍增这200担土花了14万大洋。按照四川督办署财政处的规定，这200担的烟土运出去，要缴特税24万。这批烟运出四川，经过宜昌的时候，又要抽特税40万元。24万元加40万元，仅一路上的税收就是64万元，特税要比烟价高出4倍之多。
于是，范绍增专诚拜访督办公署财政处长刘航琛，一见面便问：
“听说过上海的杜月笙吗？”
“听说过，只是并无一面之交。”刘航琛点点头说。
“我也不认识。”范绍增坦然说，“不过，他在上海帮了我不少忙，我想送他200担鸦片烟。烟土我已经买好了，只花了14万块钱。”
“这个东西可是不好送，特税太高。”刘航琛提醒说。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200担烟土从四川运到上海，特税需要64万元。宜昌该抽的特税，我没办法，只好照缴。督办署财政处归你哥子管，你既然晓得我这票鸦片是送给杜月笙的，可否请你把这24万元的税免了？”
“这件事需要请示刘甫公，我这个财政处长可是给他当的。”
刘航琛所说的刘甫公就是第二十一军军长刘甫澄刘湘，刘甫澄同时兼任四川善后督办。范绍增就是刘湘属下的师长。
“我晓得。航琛兄，这个事情还是你帮我说好。”
刘航琛去找刘甫澄，没想到一提杜月笙的名字，刘甫澄爽快无比：
“好啊！范绍增和杜月笙交朋友，我何妨也跟杜月笙交交朋友哩。你跟范绍增说，这24万元的特税，算是我奉送杜月笙了。”
刘航琛把刘甫澄的话告诉范绍增的时候，特地反复叮嘱：
“这24万元特税的减免，是刘甫公送给杜月笙的人情，与我刘航琛无关。你要关照派去送礼的人，在杜月笙面前，万万不可说我刘航琛如何如何。”
送礼的人自然把这些话全都传了过来。这么多人想跟杜月笙交朋友，杜月笙非常高兴。对捧他的人，杜月笙向来领情。无论是范绍增、刘甫澄，还是刘航琛，他都会在日后加倍奉还。
几个月后，即1931年元月末，年关将到，华格臬路杜公馆一片忙碌。下午4时左右，杜月笙正在二楼小会客室里和杨管壮商谈大达轮船公司业务，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刘航琛！
“哈，贵客到！小开，就这样吧，大达的事体你灵活把握。”杜月笙霎时满脸欢喜，不等杨管北答话，便欢天喜地地下楼去了。
大厅里坐着两位来客，一位是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杜月笙认识；另一位不认识的，想必就是刘航琛了。
“欢迎欢迎！”杜月笙直接朝刘航琛走过去，然后握住刘航琛的手，欣然地说，“刘先生，我久闻大名了！”
刘航琛一听，以为范绍增派来送烟土的人没说清楚，他最怕的是张冠李戴，夺人之功。果然杜月笙一开口便对他充满感激。
“承蒙刘先生看得起，凭我杜月笙三个字，就免了24万元大洋的特税，真是不胜感激。今天终于得以与刘先生一见，真是高兴不已。”
“不不不，杜先生误会了。”刘航琛赶紧说明，“我这个财政处长，是给刘督办刘甫公当的。”
“刘先生过谦了。”杜月笙哈哈一笑，诚心诚意地说，“没有刘先生的美言，刘督办怎么会放我这么大的交情？总而言之，我跟刘先生是神交已久，神交已久。”
刘航琛这才明白，并非送土的人没有说清楚，而是杜月笙为人旷达，不以金钱论友情，这让他十分感动。
刘航琛晓得杜月笙出身白相人，烟赌起家，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从杜月笙身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白相人的影子，从装束到言谈举止，都是一副上流社会贵族绅士的做派，丝亳没有江湖犷悍之气。
“杜先生，我今天冒昧登门拜访，是因为我一到上海，就遇到了一点麻烦事。”寒暄过后，刘航琛说。
“什么麻烦事，我可以帮忙吗？”杜月笙赶紧问。
“我正是来求救的。”刘航琛笑着看看将徐次珩，然后说了事情的原委。
刘航琛此次前来，是作为刘甫澄的特别代表到南京晋谒蒋总司令，陈述刘甫澄统一四川计划的，声明将以统一后的四川，作为中国的一省，以四川深厚的人力物力，为中央所用。蒋总司令听完刘航琛的报告，很是欣慰，随即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拨2000挺轻机关枪，300万发子弹，以补助刘湘军备，为统一四川之用。
由于这批军械弹药需要到上海具领，刘航琛便前往上海办理手续。火车到上海北站，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的驻沪代表徐次珩早已在站台上迎候。
岂料，徐次珩并不是来接刘航琛，而是来送刘航琛的。
“你莫在上海停留，马上上车返回四川。”徐次珩将刘航琛拉到僻静处，神色紧张地说。
“为什么？”刘航琛一头雾水，“不领了那批军械弹药，办完手续，我怎么好离开？”
“就怕你领不了军械弹药，就被人绑黑票了！”
“哪个要绑我的票？”
“你的前任财政处长。”
“哦！”刘航琛立刻明白了。
“在四川他拿你没办法，如今你单枪匹马到了上海，他不会放过你的。”
“他要哪个来绑架我？”
“他和黄金荣素有交情，黄金荣派出的是他的学生刘颐漳。”徐次珩说完，“上海不比四川，你不晓得这其间的厉害。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但是，办不完公事，刘航琛是绝对不会回去的，否则他向刘甫澄无法交代。
“你看可有什么化解的办法吗？”刘航琛问。
“你认不认识杜月笙？”徐次珩想了想问。
“不认识。”刘航琛摇摇头说，“不过，刘甫公放过他一次交情，他和范绍增多有来往。”
“这就足够了。”徐次珩高兴地说，“我们马上去找杜月笙！”
听完刘航琛的述说，杜月笙略一沉思，委婉地问：
“刘先生，你可不可以暂时乘坐我的汽车？”
“当然可以。”
“我想请一位朋友陪你，无论外出办事，还是在饭店下榻，有这位朋友照料，一准不会出差错。”
“那就多谢了。”
杜月笙当即打电话，把“那位朋友”喊来。当场一介绍，刘航琛惊呆了,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同样久仰而且响当当的名字：顾嘉棠。
刘航琛晓得顾嘉棠是杜月笙手下的第一员大将，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小八股党”的头脑，有他陪伴，准确地说是有他做保镖，走遍黄浦滩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杜月笙亲自将他们送到杜公馆门外，看着刘航琛和顾嘉棠一起上了那辆牌照为“七七七七”的黑色雪佛兰轿车。当时的老上海都晓得这个牌号，一看就晓得是杜公馆的车子，走遍黄浦滩没有人敢拦它一下。
徐次珩见刘航琛不再有危险，便告辞离去。
正如杜月笙所安排，顾嘉棠与刘航琛同进同出，同吃同住，晚上在饭店的同一个房间下榻。果然一切顺利，没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
到了第三天上午，由于两人前一晚睡得迟，直到9点多仍睡得蛮香。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敲门声，两人同时被惊醒。顾嘉棠从床上跳起来，走过去开门。
“刘颐漳！”顾嘉棠一声惊呼，将刘颐漳挡在了门外。
刘航琛听到这个名字，惊出了一身冷汗。
“刘颐漳，你晓得我为什么在这里吧？”
“晓得，晓得。”
“那你还来做什么？”
“我奉了黄老板之命，请二位晚上到黄公馆赴宴。”
“赴宴？”这倒是顾嘉棠没有想到的。
刘颐漳生怕顾嘉棠不相信，连忙亮出手里拿的请柬。
“请进！”见到请柬，顾嘉棠这才放行。
刘航琛在屋里听到两人的谈话，也松了一口气，赶紧穿衣下床。刘颐漳拿着请柬，笑容可掬地走进来，直走到刘航琛面前，双手奉上一份请柬。
“黄老板请刘先生晚上赴宴，请刘先生务必赏光。”
刘航琛接过请柬，看看顾嘉棠，意思是征求顾嘉棠的意见。顾嘉棠赶紧点头。刘颐漳又把另一份请柬递到顾嘉棠手上。
“钧培里黄公馆，嘉棠兄可是常来常往的，晚上要准时哦。”
“一定。”顾嘉棠说。
当晚，顾嘉棠陪刘航琛到钧培里黄公馆赴宴。两人原以为这是杜月笙运作的结果，岂料，杜月笙并不在场。
这是刘航琛第一次见到黄金荣，当时黄金荣已经60开外，居然和刘航琛一见如故，谈笑自如，待客十分殷勤，礼数相当周到。
“刘先生可晓得，鼎鼎大名的海上闻人杜月笙，还是出自黄门呢！”
“晓得，当然晓得！”
“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黄老板感慨道，然后话锋一转，说，“所以说，月笙的朋友，就是我黄金荣的朋友！”
黄金荣如此一说，将先前接下的“绑架”一事巧妙地盖过，不用作任何解释，彼此便双双释怀。酒席上杯觥交错，欢声笑语不断。刘航琛这一席酒吃得非常痛快，至晚上10点才尽兴而归。
回到饭店，刘航琛兴致勃勃，毫无睡意。对杜月笙化解事端与矛盾的巧妙手法，赞不绝口。
“杜先生办事，真是漂亮之极！”
刘航琛公事办完，危险解除，接下来的几天，多数时间是杜月笙陪着刘航琛。杜月笙能玩、能赌、能聊，刘航琛也是如此。但杜月笙晓得刘航琛是四川才子，满腹经纶，又是刘甫澄的第一号智囊，因此他更愿意听刘航琛谈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的行道。所以除了进赌场，他们每次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此后，刘航琛作为刘甫澄的特使，经常往来于渝、蓉、京、沪各地之间，每一次到上海，必定先进杜门，而且长日盘桓。在杜月笙的外界朋友之中，刘航琛要算是最亲密的朋友了。
二、好兄弟千里送舞女
刘航琛返回四川后，对刘甫澄与范绍增讲了在上海的情况。两人听后，纷纷感叹杜月笙为人豪爽，这个朋友值得一交。特别是范绍增，一心想寻个机会跑到上海拜见杜月笙。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但却是以一种范绍增不愿意接受的方式，让他见到了神交已久的杜月笙。
当年6月，广州生变，蒋介石将徐源泉军从湖北撤出，调入赣粤边境，命刘甫澄出兵3万，接替徐军的防务，在湖北洪湖跟共产党贺龙的军队作战。刘甫澄以王陵基代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将范绍增的第三师调赴洪湖前线。
范绍增在四川帮会组织“袍哥”中地位极高，他部下的官兵，是清一色的袍哥，因而平时不分级职，不论军阶，彼此都以哥子、兄弟互称，打起仗来，相当的剽悍勇敢，外间谑称他们为“袍哥军”。
范绍增跟贺龙的军队在洪湖沿岸打了一场硬仗，战斗中范绍增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右腿受了重伤。
远在上海的杜月笙一直在关注着范绍增的军队，范绍增受伤的消息传到上海，杜月笙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他立刻打电话喊来爱徒陈松涛。
“松涛，你晓得范师长受伤了吗？”
“我刚刚听说。”
“你马上带两个弟兄去洪湖前线，把范师长接到上海疗伤！”
陈松涛带着两个弟兄出发后，杜月笙立刻派人联络了上海最好的骨科医院白渡桥公济医院，聘请了一个英国的权威医师。范绍增被接来后，直接送进了公济医院急救室。由于伤势严重，范绍增一直处在昏迷和半昏迷状态。医生检查、会诊、制定手术方案，杜月笙都一直等在旁边。当时有医生建议截肢，杜月笙立刻表示反对。
“我的意见，第一保命，第二保腿。现在看来伤虽重，但只是重在腿上，并无性命之虞，那就要全力以赴保腿。”
在杜月笙的坚持下，医生实施了保腿的手术方案。手术后，范绍增被推进了杜月笙事先安排的高档病房里。
范绍增从昏睡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瘦削的面孔，两只硕大的支棱着的耳朵。——这是刘航琛向他和刘甫澄描述的杜月笙的形象特点。想必眼前这个人就是杜月笙了。
“杜先生，多谢！”范绍增充满感激地说。
“应该的，应该的。”杜月笙的话确实是出自肺腑。
“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里。”范绍增苦笑着说。
“别多想，你现在疗伤要紧。”杜月笙只好安慰，“万幸的是，你这条腿保住了！”
“只要你杜先生坚持，我这条腿还能保不住？”范绍增忘了伤痛，爽朗地一笑，“能交上杜先生这个朋友，真是三生有幸。”
“彼此彼此。”杜月笙说完，又补充一句，“兄弟早有同感。”
手术后，范绍增的腿保住了，但却留下一点后遗症，就是走路有点儿跛。范绍增生性豪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就外表来看有点大而化之，所以人送外号“范哈儿”。哈儿者，四川话的意思是这人有点憨。而范哈儿又颇具雅量，即使后来官拜集团军副总司令，有人当面称他“范哈儿”，他依然笑嘻嘻照答不误。如今，有人又送一个外号：范跛儿。
范哈儿好赌、好玩，尤其好色，不喜空谈，这一点和刘航琛不同。所以腿刚刚有些好，便迫不及待地出院，他要玩遍上海滩，逛遍十里洋场。出院那天，杜月笙亲自把他接到位于南京路的汇中饭店，然后一连多日大摆宴席，作陪的全是上海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当然宴席之余少不得要去赌场，更少不得叫堂差。
当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范尔迪还在任上，“一八一号”大赌台也还在正常运营，杜月笙带着范绍增走进“一八一号”大赌台，那场面令他大开眼界。陪赌的自然也都是沪上知名大手笔，个个出手阔绰，一掷万金。
范绍增出院的时候，刘甫澄拍电报给了他一个月假期。杜月笙一连多日的盛大招待，几乎占去了范绍增假期的三分之一，接着再派顾嘉棠奉陪。顾嘉棠带着他踏遍上海的长三堂子，访遍上海滩的花国领袖，范绍增犹嫌不够。别看范绍增面相憨，却偏偏喜欢时兴的东西，尤其喜欢洋玩意儿。什么大世界游戏场、新世界游戏场，逛完之后又迷上了舞厅，一流的高档舞厅，包括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他都一一跳遍。顾嘉棠又带他去了高鑫宝的丽都花园舞厅。别看范绍增跛着一只脚，跳起舞来却是蛮有风姿。
范绍增迷恋跳舞厅，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原因，就连整天陪在身边，与他极投脾气的顾嘉棠都没看出来——他迷上了跳舞厅的舞女。这些舞女个个有文化，最起码读过女中，个个会骑马、开车、游泳，会说外语。相比起来，那些花国领袖便成了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范家是四川大地主、巨富，当时范绍增可谓腰缠十万贯，驰骋十里洋场，又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他当年一掷万金的派头，让所有人为之震惊。不要说对花国领袖或者红舞女，就是对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欧、赏司阍的小郎，范师长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金鱼头（上海人俗称的红色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百元为单位。
一个月的花天酒地，十里洋场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在六国饭店摆开宴席，为范绍增饯行，杜月笙喊来一大帮朋友作陪。
“范师长，这一月假期，玩得可还满意？”席间，杜月笙问。
“满意倒是满意，就是有一事不够痛快。”
“哪一事？”
“那位当红舞女黄白瑛，实在是目高于顶，派头够大，随我怎样甩银子，陪小心，”范哈儿大咧咧说着，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哈……”一声举座哄堂，同席的朋友不禁为之喷饭。范哈儿也跟着大笑。
“这红舞女身价就是不同，比花国领袖难摆弄多了。”
这一句更是令陪客们笑出了眼泪。杜月笙莞尔一笑，不置一词。
第二天范哈儿一走，杜月笙打电话唤来丽都花园舞厅老板高鑫宝。
“当红舞女黄白瑛你可晓得？”
“晓得。”
“好，你去找黄白瑛，就说范师长是我杜月笙的客人，我要包机送她去重庆，她要给我好生侍奉范师长，银子让她开价便是。”
当时黄白瑛恋上宁波籍富家公子童三毛。童三毛是沪上一家国药店的小开，两人正爱的欲死欲活，哪里有心思去管四川的范哈儿？但一听范哈儿是杜月笙的朋友，黄白瑛不敢怠慢，杜月笙捧过的人没有不红的。虽然杜月笙不喜欢跳舞厅与电影这类新玩意儿，但对电影演员与舞女他照捧不误。当然他捧得更多的是京剧名角与花国女魁。
范绍增回到重庆的第三天，黄白瑛的电话就打进了渝简马路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范绍增一听那娇滴滴嗲兮兮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当即驱车前往黄白瑛下榻的旅馆。
一见面，黄白瑛再无那副高高在上的公主做派，先是娇滴滴地“请罪”，然后嗲兮兮地表示任打任罚。范哈儿怀抱着这位娇滴滴的可人儿，哪里还舍得打啊罚的。当下两人“鸳鸯戏水”，黄白瑛百般逢迎，侍候得范哈儿欲死欲仙。
在随后的宴饮中，范哈儿更是得意非凡地对刘航琛说：
“看看白瑛小姐，美女加才女，这才叫档次。那些花国女魁算什么，充其量是粗瓷花瓶。”
“遗憾遗憾！”刘航琛连连表示，“我当时哪晓得去跳舞厅？下次一定去开开眼界。”
宴饮中，黄白瑛更是小鸟依人，给范绍增挣足了面子。
黄白瑛一上飞机，范绍增感激的电话就打到了杜公馆。
从此，范绍增、刘航琛成为了杜月笙一生之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二，也为他抗战八年于两手空空之中，在大西南得心应手奠定了基础。
三、甘为张少帅居停主
杜月笙与张学良原本没有什么交往，但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南下上海，杜月笙出手救援，令困境中的张学良十分感激。
“九一八”之役，东北沦陷，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1933年春山海关、承德相继陷敌，张学良电呈中央，引咎辞退。
随后，张学良黯然南下。随行的有夫人于凤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以及大批的参谋、副官和卫队。一队人马自天津乘船秘密南下，抵达上海。由于张学良坐失东北，国人对此衔恨甚深，张学良一行在上海的住处，便成为大伤脑筋的一项事体。首先居住条件得够理想，警卫与保密工作尤其重要。这个居停主，不但要有身价，更要有势力，有人力。这个人力当然是指武角色。
如此看来，这个居停主，除了杜月笙，怕没有人担得起如此重任。杜月笙对张学良坐失大好河山，和其他国人一样愤慨。但是他也晓得，主要责任不在张学良，而在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雄末路，激起了杜月笙的侠骨柔肠。
杜月笙驱车前往公共租界海格路上的吴公馆，去见市长吴铁城。
“少帅寓户期间，这个居停主我来做！”杜月笙说得很果断。
“你做再好不过。”吴铁城当场表示赞成，但又说，“不过，你要想好，少帅可不是退位总统黎元洪，这个保卫工作做起来难度要大得多。”
“我晓得。”
“这个事体重大，要保证万无一失，出不得任何意外。”
“我晓得。”
接下来，两人就具体事宜又作了一番商议。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的朋友，也是杜氏智囊的核心人物杨志雄早已等候在此。
杨志雄，别名杨寅，早年留学德国，后任上海西门子洋行买办、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杜月笙进身工商金融界的每一步，杨志雄都多有参与擘策。
“是不是你要做少帅的居停主？”杨志雄问。
“你怎么晓得？”杜月笙很诧异，除了吴铁城，他这个想法不曾对第二人讲。
“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你这么认为？”
“不是我。”
“那是谁？”
“宋部长。”
一听“宋部长”三个字，杜月笙精神为之一振。
“如此说来，宋部长很关心少帅旅沪期间的生活和安全问题。”
“岂止是关心。”杨志雄说，“你可晓得，少帅是宋部长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哦？”杜月笙会意地一笑说，“我只晓得，你杨老弟是宋部长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你还应该晓得，”杨志雄也笑着说，“你杜老兄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杜月笙明白，为少帅做居停主，是宋部长的意思。只不过，宋部长不便明说罢了。
但是，杜月笙其他朋友和门生对此事却看法不一。主要因为少帅坐失东北，大家心中不平，认为费力不讨好，说不定会激起民愤。怎奈杜月笙主意已定，门生弟子只有执行。
少帅一行人生活上的事体，指派万墨林全权负责。所用厨师、听差、娘姨等均从杜公馆中挑选。警卫的事体交给顾嘉棠，从众家弟子中挑选精锐人才负责，作为少帅卫队的人员补充。
少帅一行人的居住，就选在福煦路一八一号。此前张啸林与陈效沂、翁左青、金少山等人远赴大连，杜月笙趁机将福煦路一八一号那爿豪华绝伦的赌场宣告关门大吉，如今这幢水木清华的巨厦正好派上用场，他派人将三层楼布置一新，待张学良一行人秘密抵沪，便直接住进了这幢大厦。
张学良一行人抵沪伊始，杜月笙在福煦路一八一号大摆筵席，盛情款待张学良一家以及所有随从人员。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喜欢看评剧，杜月笙便调来名角，组织评剧堂会，张学良的家小和杜月笙的内眷，很快建立了亲密友谊。
张学良有感于杜月笙的慷慨侠义，特地与于凤至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登门致谢。当时春寒料峭，杜公馆那天暖气坏了，于凤至脱了貂皮大衣之后，里面只穿着薄薄的绸衫，直冻得脸色发紫。
正当盛宴盛会连绵不断之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大清早，顾嘉棠赶来杜公馆，把一封信递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看，脸色大变。只见信上写着：
“请张学良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的话，第二颗炸弹送来，保证爆炸。”
“什么炸弹？”杜月笙急问。
“是一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连同这封信一起放到一八一号大门口的。”
“什么时候？”
“不晓得什么时候放的，是天亮时刚刚发现的。”
“值夜班的人怎么说。”
“夜班两小时一换岗，没有人发现什么人到过门口。”
“你想想看，黄浦滩头到底有哪个跟我杜月笙过不去？”
在杜月笙看来，这桩事体并不是针对少帅，而是针对他杜月笙来的。在黄浦滩头，张学良是杜月笙的豪门贵客，几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如今有人竟敢丢放炸弹、留书警告，这就等于是跟杜月笙过不去。他既担心有亡命之徒真的做出事体来，又因为有人拆他的台感到怒不可遏。
“你马上增加人手，加强戒备，做到万无一失！”杜月笙吩咐顾嘉棠，“另外，此事不可声张，以免打扰少帅一家。”
“好。”
顾嘉棠领命离去后，杜月笙又喊来万墨林，要他马上去恒社，派出大批人马秘密访查。
接下来，福煦路加强了警戒，如临大敌。杜公馆人进人出，个个看上去紧张神秘。炸弹来源终于有了结果。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杀人王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所为。
王亚樵别称九光，有身价的称他王老九，辈份低道行浅的尊他为王九爷。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世代务农，家境小康。1919年只身来沪打天下，以安徽帮势力崛起于沪上。在20~30年代，王亚樵的安徽帮以与众不同的风格活跃于沪上，这个特色就是以反蒋为己任。
王亚樵的反蒋源于“四一二”事变对南京政府的抨击，由于被通缉，从此与南京政府形成水火之势。他从反蒋派那里接受经济后援，专门从事暴力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许多政治凶杀案都与他的安徽帮有关。他的帮会也因此被称为“暗杀党”、“暗杀集团”、“暗杀公司”，他本人被称之为“暗杀公司”老板。
王亚樵在上海时而是阔佬，时而当瘪三（衣瘪、肚瘪、住瘪），当他床头金尽之时，也曾托钵杜门，杜月笙自然愿意给他帮忙。但他的安徽帮大多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因此，杜月笙对他也是忌惮三分。
不得已，杜月笙派出代表，去和王亚樵讲斤头，首先要问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王亚樵回答得倒也干脆：
“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民，对他加以制裁。”
他提出三项条件：
一、请张学良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交出全部财产购买军火，并且接济关外义勇军。
三条路，张学良必选其一。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客气了。
杜月笙又传话过去说：
“即使张学良有罪，自由国法制裁。现在张学良是我杜某人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你若伤了张学良的一根汗毛，我必将集合上海青洪两帮弟兄，管教你的徒子徒孙。”
王亚樵并不想和杜月笙闹僵，他的安徽帮再狠，和人多势众的青洪帮比起来，怕也不是对手。于是他降低条件，原先的三项条件合而为一：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以免他话已出口而不好回头，行走江湖讲的是言必信行必果，逼急了唯有以性命相拼。
杜月笙又叫人传回话去：张学良正在请上海疗养院的美国医生米勒（Harry Wills Miller）帮助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将离开上海，出洋考察。
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的手下当旅长的时候，目睹战争的残酷，心里恐惧不安，于是开始吸食鸦片，寻求麻醉。后来烟瘾越来越大，并且由鸦片到吗啡，由服食到打针，他到上海的时候，几乎每隔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毒剂。他曾卷起衣袖裤脚给杜月笙看，胳臂腿上，布满注射的斑痕，肌肉铁硬，有些地方连钢针都扎不进去。
杜月笙不禁为之骇然，他去找了吴铁城，也把这消息告诉了杨志雄，请他转告宋子文。于是大家纷纷劝说少帅戒毒。最后少帅下了决心，自己报告蒋介石，先在上海戒毒，然后出国考察、休养。
然后，由杜月笙与杨志雄推荐，由张学良的澳籍好友兼顾问端纳请来了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医师米勒，开始为少帅戒毒。
王亚樵得到杜月笙的答复，也打探到张学良确实已经开始戒毒，便没有再回复杜月笙。这样一来，杜月笙心里更加紧张。他一面督促米勒医生抓紧为少帅戒毒，一面加强福煦路一八一号的警卫，并派出人手严密监视王亚樵及其党羽的动静，以防陡然发生不测。
自从炸弹事件发生，一八一号气氛骤变，门里门外明里暗里都增加了警卫。张学良似乎有所察觉。他直接问杜月笙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想了想，决定如实相告。这样可以督促少帅加快戒毒速度，因为在上海多呆一天，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
这一招果然奏效，张学良迫于王亚樵的咄咄逼人，不得不加快戒毒步伐，以求早日离沪放洋。
杜月笙请杨志雄在暗中担任他的顾问和参谋，又派出他的私人医药顾问庞京周，给米勒担任助手。如此一来，组成了协助少帅戒毒的四人小组。而一八一号大楼内都是杜公馆派去的佣人和保镖，杜月笙会随时掌握张学良的戒毒情况，随时发现少帅戒毒障碍，然后反映到四人小组，四人小组通过商量拿出决定，再由米勒向张学良提出要求。
首先，米勒要求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他的密友赵四小姐同时戒毒；同时要求有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的权力；随后要求驱散少帅身边的私人医生和护士。
戒毒开始，米勒先给少帅灌肠，吃麻醉药，使他安静的入睡。漫长的第一天过去了，张学良竟然若无其事，丝毫看不出戒毒带来的痛苦。米勒对他的毫无反应感到不可思议，他征求杜月笙的意见，杜月笙告诉他：
“明朝，我会告诉你答案。”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给他提出了建议：
“请张少帅换一张床睡。”
米勒一下子明白了症结的所在。果然，他检查张学良的睡床，发现被褥、床单、枕头等隐秘的地方，到处藏着有毒物的药片。这是张学良的私人医师为张学良减少戒毒带来的痛苦而特地准备的。
秘密被发现，米勒命令卫队将张学良的私人医生和护士统统关押起来，待少帅戒毒成功再还他们自由。
岂料，这些医生护士仍不死心，被关押之后仍在秘密商议，如何透过封锁线，再递送毒物进去“解救”少帅。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于是请杨志雄面陈宋子文，由宋子文下一道命令：
“无论任何人干涉米勒医生为少帅的治疗，或者私递药物，一经发现，立予枪毙！”
其实，宋部长并没有枪毙谁的权力，但少帅的私人医师和护士全都吓住了，一个个再也不敢同情少帅。
于是，少帅全面戒毒正式开始。两日后，张学良的“痛苦”大为彰显，他身心崩溃，疯狂暴躁得无法控制。当米勒像往常一样推门进去探视的时候，张学良竟然当胸给他一拳，这一拳，将身强力壮的米勒打成了内伤。
米勒了解少帅目前的痛苦，但他晓得这是个无法避免的苦难历程。他狠下心，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以和张学良打斗、肉搏等方式，迫使张学良精疲力竭，然后张学良伏在床上，像个孩子般哭泣着倾吐内心的苦闷与忏悔。
一个月后，1933年4月，张学良终于脱离苦海，戒毒成功，身体迅速恢复。在杜月笙举办的庆贺宴上，张学良送给米勒医生5万块钱。
4月10日，张学良由上海疗养院派出的卡尔佛医生（RaedCalvert）随侍，带着同时戒毒成功的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登上了远涉重洋的外轮。
临别之际，张学良向杜月笙表达深切的谢意：
“这次治疗，使我从此获得了新生。杜先生，你为我所尽的心力，我统统知道，此时此刻，我只能告诉你一句，我对你唯有万分的感激！”
四、宋子文送来发财生意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杜月笙大量结交各路军阀政客，以求兜得转、摆得开；大量结交文人墨客，以求装点门面，那么30年代，杜月笙进身金融工商，大量结交上流社会士绅阶层，则可说是与时俱进；而30年代中期使他身价倍增，处处兜得转，路路行得通的，则是得益于与党政军要人，乃至国民党权贵的结交，而与四大家族中人的往来，则将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事业推上了峰巅。
30年代初期，杜月笙与宋子文尚没有实际意义的往来，真正的交往始于1933年4月。4月末的一天，杜月笙接到杨志雄打来的电话，杨志雄告诉他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发行航空奖券。
原来，宋子文4月16日赴美，接洽棉麦贷款事宜，同时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当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呼吁加强国防力量，而飞机在当时是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少人谈之色变。于是“航空救国”说应运而生。宋子文为了广开财源，决定发行“航空奖券”。他打电报给杨志雄，让他帮忙找一个代理发行人。
杨志雄晓得这个差使油水颇丰，想染指的必定大有人在，必须找个有势力的人物，才能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加上他与杜月笙关系密切，当然第一人选便是杜月笙。他立刻给宋子文复电。其实宋子文心中的人选也是杜月笙，他看中的当然也是杜月笙的势力。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的欧美之旅结束回国时，想借杜门力量坐镇码头保护他的安全。因为当时王亚樵的暗杀公司活动猖獗，而且专拣国民党要人下手。
对于杜月笙来说，结交宋子文还没有找到合适机会，没想到宋子文却将这样一个天大的发财机会送到了他的手里。听完杨志雄的电话，他一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你马上过来，我们当面商议。”杜月笙在电话里说。
杨志雄立刻驱车前往辣斐德路杜公馆。杜月笙高兴万分，拖牢杨志雄，请他帮忙筹备。
头一项，先要有一个办公地点。四川路会元坊是浙江兴业银行做地产生意买来的物业，杨志雄觉得那个地点比较适中，有利于开展航空奖券发行业务。于是，杜月笙跟徐新六打个招呼，用很便宜的价钱租了下来。
第二项，是要有一个机构，不能以私人名义运作。于是，“大运公司”应运而生。由杨志雄执笔制定公司章程以及规章制度。
接下来就是人员构成的问题了。杜月笙亲自担任大运公司董事长，但是谁出任总经理呢？杨志雄是没有时间做具体事情的。这是一个负实际责任的重要角色，必须要找一个有能力又能全力以赴的人。
“你看金三哥怎么样？”杜月笙征求杨志雄的意见，“金三哥经验丰富，各方面也兜得转，眼下正闲着没有事体。”
“好，当然好。”杨志雄也觉得金廷荪比较适合。
“不过，廷荪哥比较老派，新法办事比较外行，你还是要多关照才可以。”杜月笙又说。
“这个不成问题，我可以每天过来看看，把握一下，等一切上了轨道就好说了。”杨志雄一口答应。
杜月笙把这个安排告诉金廷荪，金廷荪一听自是满心欢喜。于是，大运公很快开张。
当时正值抗日怒潮风起云涌，杜月笙借助新闻媒体，大肆宣传“航空救国”，买“航空奖券”既是爱国之举，又有发财机会，何乐而不为？因此，航空奖券销路奇佳。为了取信于民，大运公司每届开奖之时，都特地请财政部次长张寿镛亲临监督摇彩。由于张寿镛次长代表政府而来，自然成为了航空奖券的代言人，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使航空奖券的发行量一路飙升，一连三期办下来，大运公司大获其利。
三四个月以后，大运公司上了轨道，金廷荪主持业务已能应付裕如，杨志雄功成身退。
岂料，没多久竟出了大事体——
一日，杜月笙前往钧培里黄公馆拜访黄金荣，黄老板一见面，劈头便问：
“月笙，你晓不晓得大运公司出了毛病？”
“啥毛病？”杜月笙急忙问。
“啥毛病具体我也不清楚，你最好去问金廷荪，怕是事体不小哦！”
金廷荪是黄老板的牌搭子，尽管接了大运公司后比较忙，但还是会抽空来黄公馆玩上一两把。
“金三哥最近没来？”
“有几天没来了。”黄金荣说，“哪个不晓得你我他之间的关系，他自家不肯说，旁的人哪里会明说。你赶紧去找他问个明白。倘若大运公司真出了事体，那可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
杜月笙赶紧电话约来杨志雄，一道前往大运公司。到公司一问，说金经理好几天没来了。两人又到南阳桥金老公馆，进去一问，才晓得金廷荪生病正在楼上躺着呢。到楼上一看，被金廷荪那副病容吓了一跳。
只见金廷荪面容瘦削，神情疲惫，两眼黯然无光。
“三哥，几日不见，你怎么了？”杜月笙担忧地问。
金廷荪苦笑一下，双手撑着床想坐起来。
“三哥，你莫动。”杜月笙赶紧上前拦住。
“我有事体要跟二位讲。”
金廷荪还是要支撑着坐起来，杜月笙赶紧上前帮忙。
“我金廷荪一辈子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这一次，我真是对不起月笙你了！”金廷荪万分愧疚地说。
“三哥，别这样说！”杜月笙大为惶恐，“你我之间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我现在病在床上，爬不起来，等我病有好转，立刻回宁波，我要做一个人！”金廷荪忽然恨得咬牙切齿，气喘吁吁地说，“做过了那个赤佬以后，月笙，我再拿我这条性命还报你！”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没底了，到底出了多大的事体要玩命呢？
“三哥，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自然会有办法。”杜月笙安慰说，“你说，有什么事体我杜月笙摆不平呢？”
金廷荪喘了一阵，浩然一声长叹，眼里流出泪来。他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紧紧捉住杜月笙的手，把大运公司出的事体一五一十讲给杜月笙和杨志雄听。
原来，金廷荪任大运公司总经理后，任命他的一个同乡学生子担任经理，大运公司所有的钱都在这位经理的手中。这人本来很安分，谁知如今财迷心窍，挪用公款做起了投机生意，结果投机失败，亏空越来越大。到事发时，已经挪用公款20余万，他自知无法向杜月笙和金廷荪交代，便悄悄逃回宁波老家去了。
“月笙，朋友挑你承办这个航空奖券，无非是看你门下弟兄多，负担重，想给你赚点铜钿调头寸。哪晓得我会用错人，让你白白吃一大票赔账！”金廷荪万分懊恼地说。
“不就是损失点铜钿嘛！”杜月笙故作轻松地说，“没啥大不了的，亏了的钱，我们再赚回来就是了。”
“是啊，金先生，铜钿亏了还可以再赚，你现在养病要紧。”杨志雄也跟着安慰说。
“三哥，你好生养病，大运公司的事先交给志雄兄打理，会渡过眼下这个难关的。”
杜月笙与杨志雄又对金廷荪安慰一番，然后告辞离去。直到汽车驶离南阳桥，杜月笙才浩然一声长叹。
“本来是你寻给我的一桩美事，如今反倒要请你替我处理善后了。”
“怎么能叫善后呢，哪有有那么严重，20几万数目也不算大，还有可能起死回生的。”杨志雄无奈地笑笑说，“你老兄要让我收拾这个摊子，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你替我收拾这个残局，别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一千个我都答应。”
“用不着那么多，就一个，大运公司如何整顿法，你必须听我的。”
“哪还用说，理所当然的！”
“你晓得金先生没有把大运公司办好，是什么原因么？”杨志雄问。
“你晓得我这个董事长是挂名的，什么事体都不过问。什么原因你说给我听。”
“其一，金先生太信任他的学生子，其实对公司内部的情形，他不尽了解，所以没有把握好。”杨志雄坦率地说，“其二，他太讲义气，抹不开面子，以致公私不分，背了许多亏欠。”
“这话怎么讲？”杜月笙大为吃惊。
“大运公司一开张，你从前那帮老兄弟、学生子，都以为公司是杜先生开的，航空奖券也是杜先生所有。他们缺了头寸就到公司里去拿奖券，金先生和他的学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一批批地拿了去，五块大洋一张的奖券两三块钱拿走，还是赊账，你想还不亏吗？”
杜月笙听了吃惊不小，办大运公司发行航空奖券，毕竟不同于做烟土、开赌场，如此运作自然是要亏空的。
“这个好办，以后任何人不照规矩交现款，绝对不许领奖券。”杜月笙表态说。
“这还不够，”杨志雄进一步地要求说，“以前的欠账也要限期还清。”
“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定出限期，我负责叫他们还清就是。”杜月笙一口答应。
“老兄，不是你自掏腰包垫出来吧？”杨志雄斜眄着杜月笙，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提醒你一声，这笔钱不是个小数！”
杜月笙哈哈大笑。
“还有，我要另外派两个人到大运公司，我希望你无条件接受、无条件支持。”
“大运公司的事你全权办理，根本不必问我。亏的铜钿能赚回来固然好，实在赚不到，赔了也就赔了。”
杨志雄果然出手不凡，整顿数月一切纳入正轨，亏了的钱也补了回来。杨志雄将已经赚了钱的大运公司交还杜月笙，杜月笙又去找金廷荪，要金廷荪出来继续当总经理。金廷荪哪好意思再接着干，可经不起杜月笙的软磨硬泡。
金廷荪再度出马，完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又沿袭杨志雄的一套路数，用加倍的谨慎和用心，使大荣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等这一爿公司结束的时候，一共赚了两三百万大洋，只是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得的那一份，金廷荪一直不肯交给他，怕他又是左手进右手出，到手便光。金廷荪喋喋不休给地杜月笙吹风，硬逼着他存起几个钱以备不时之需。
“好，一切就照三哥的意思办。”后来杜月笙被逼急了，只好随金廷荪怎么办了。
有杜月笙这句话，金廷荪便开始策划。大运公司最后一笔红利，杜月笙应分20余万元。若给他存进银行，他会很快转账取走；另外给他办个事业，钱又嫌少。金廷荪最后决定给他造幢房子。当时地产生意正热门，说不定一本万利。更重要的是，不论杜月笙如何掉不过头寸，也不会不顾面子把房子卖掉。
接下来，金廷荪在杜美路三鑫公司仓库旧址，为杜月笙造了一幢精美绝伦的华屋。这幢华屋日后帮了杜月笙的大忙，从1949年杜月笙携家眷逃亡香港，到1961年病故，所有的开销，全部仰仗卖掉这幢房子所得的45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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