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友沦陷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月笙与戴笠便已经预感到香港有可能沦陷。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杜月笙飞往重庆，与戴笠紧急磋商，一旦香港陷落，如何将接到香港的那些社会名流、各界耆彦转移到重庆。
商议的内容还包括，杜月笙与戴笠共同运作的港济公司的搬迁，以及搬迁到重庆以后如何开展业务，继续发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同时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日本军队进驻上海租界。
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对杜月笙来说，也是重重灾难降临的一天。
这天中午，杜月笙正在与戴笠紧急磋商应变措施，香港来了急电。戴笠匆匆看过后，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去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战火烧得如此之快。
“香港守军只有英军的两三个营兵力，红头阿三（印度兵）倒是有9个营，可统统都是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根本拉不上战场！”杜月笙焦急地对戴笠说，“香港怕是撑不了几日的。”
“据日本军事专家估计，香港防守超不过三个星期。依我看，最多超不过三天。”戴笠分析说。
“那才叫糟糕！在香港的许多重要人物，那些名流耆彦、工商人士，以至安福系诸巨头，正是日本人亟欲利用的。像陶希圣、王新衡他们就更不必说，这一些人被敌伪恨之入骨，抓到了非砍头不可！当然，还有……”
一想到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杜月笙一时语塞。由于香港的失陷，上海英、法租界俱被日军侵入，杜月笙在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毫无疑问全部落入魔掌，生死不明。想当初他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滩，无论如何的不舍，但相比之下，上海毕竟还有租界可以让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栖身，在香港也可以东山再起。如今三四年下来，政治资本大捞特捞，烟土等生意明里暗里也没少做，香港这一根据地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尤其对上海的遥控指挥，更使他身价倍增。但转眼间，这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戴笠自然晓得杜月笙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自然是抢救那些接到香港的重要人物，倘若那些重要人物落入日伪之手，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就戴笠本人来说，蒋介石这一关定然也不好过。
于是，两人当晚通宵未眠，拟定一张紧急营救名单，准备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救出一些头等重要大员。
名单拟定，接下来就是找民航机驾驶员。由于日本飞机正在轰炸香港，一般驾驶员都不敢飞香港。就在这时，戴笠的一名好友登门，来意便是请求戴笠拨一架飞机给他，帮助他返回香港。
戴笠的这个朋友名叫“阿伍”，是香港富商，其百万家资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若赶不回去抢救，其存在香港银行的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阿伍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戴笠灵机一动，何不将两桩事体合在一起，既成全了阿伍照顾了朋友，又可借此机会救出一批紧要人物。
“我可以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家开到香港。”戴笠对阿伍说，“飞机落地，你要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让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的重要人物。”
言外之意，阿伍只能乘此飞机回去，却不能再乘此飞机返回重庆，更不用说运送家人了。阿伍此时回家抢救财产心切，尚不知家中情况如何，更无从谈起回渝或携家人返渝。于是一口答应。
一架飞机，能装载的人数有限。在杜月笙与戴笠拟定的名单中，自然包括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人等。尤其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人又太多，这一架飞机仅杜公馆的人就装不下，何况那些各界重要大员也不在少数。机少人多，两人只好再度裁剪抢救人数。
杜月笙思量再三，对他本人来说，自是抢救杜公馆的人紧要。但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杜公馆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倘若牺牲了那些重要人物，就算他救出了家人，蒋介石那边也无法摆平。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杜月笙终于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戴笠自然也很为难，论交情他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把兄弟，特别从抗战开始杜月笙给予他的支持可以说无与伦比。但是站在工作的角度，作为军统要人，他有责任救出那些重要人物！
见杜月笙如此说，戴笠抬起头来望了他一会儿，等着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写吧，就这样定了！”杜月笙又说一句，面色却是一脸的苍白。
果真连他最宠爱的四太太姚玉兰都不救了，戴笠心里充满了钦佩和不忍。但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铺开那张原先拟定的名单，两人商量着最后拟定了此次需要救出的人选：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随后，立刻打电报到中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分别通知名单中的人，于12月9日中午以前赶到启德机场集合，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降落，立刻上飞机马上起飞。
然而，苦等到9日傍晚飞机安然返回，情况却是大出意外，名单中的人却是一个都不曾接回。尽管运回来的也是必须要营救的重要人物，但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头等重要的人物没接出来，使戴、杜两人压力陡然大增，两人再度连夜商讨营救方案。
毫无疑问，那些头等重要的人物已经全部陷敌，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要在沦陷区搜救这些人，唯有依靠帮会弟兄。”戴笠如是说。
“对的，对的。”杜月笙立刻表示赞同，“幸好组织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遇到这种事体，唯有发动人民委员会的弟兄们才可办到。”
二、杜太太最后撤退
所谓“人民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40年夏天的帮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戴笠发起，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军统的行动小组锄奸，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四川袍哥等，全部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最高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就定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
戴笠的发起，得到了杜月笙的全力支持，两人共同运作，几经努力，终于将各地各帮会领袖人物，三山五岳四海七洲英雄好汉集中到重庆，推举常务委员7人，分别为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张树声、向海潜、韦作民、田得胜。
其中洪门大爷张树声来自华北，张门势力遍及全国；杨庆山为洪门举世无双的“双龙头”大爷；向海潜在军界之中实力雄厚；杨虎则为海员领袖，全球各地的船舶码头均可互通往来；韦作民则是北洋政府交通部里的“不倒翁”，其徒子徒孙自交通界机关职员至工人苦力无所不有；田得胜以“重庆田大爷”闻名天下，凭他一声招呼，便会有全四川乃至西南各地的袍哥弟兄竞相追随。
“人民行动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实际是以杜月笙为“总龙头”。秘书长由戴笠的得力助手，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长的赵世瑞担任，并由军统特务徐为彬、金坡，以及杜月笙的学生于松乔担任联络员。会址设在位于重庆香水顺城街37号帮会领袖唐绍武献出的一幢大宅中。
杜月笙与戴笠连夜商量出一套救援方案，即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帮会关系，将自重庆，经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到香港，迢遥数千里路上的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动员起来，开辟一条通衢大道。通过这条通衢大道，将那批急需营救的重要人物，由香港护送到重庆。
但仅有这一条通衢大道还不够，倘若需要营救的那些重要人物被日本人扣留，或者无法取得联系，这条大道便失去了作用。为此，杜月笙提出一个无比大胆的设想——与虎谋皮。由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杜月笙便想利用这一点，让徐采丞同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徐采丞替他在上海租一艘船，赴香港将他的朋友接回上海。
听起来这个计划像天方夜谭，但不是没有可行性。其一，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其二，徐采丞和“梅机关”首脑分子川本之流私交弥笃，而徐采丞向来善于利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其三，日本人晓得杜月笙的这些“朋友”皆非等闲之辈，特别是那些金融巨子、工商大鳄，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财富”，而杜月笙把这些人接回上海，他们岂有不欢迎的道理。
“不妨一试。”听完杜月笙的分析，戴笠表示赞成。
第二天，杜月笙一封密电发给了徐采丞，叫他火速斡旋。
果然如杜月笙所料，经徐采丞的巧妙运作，这一大胆计划竟然得到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徐采丞在上海顺利地租到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机。1942年2月3日，轮船启航赴港的同时，徐采丞携巨款乘飞机直飞沦陷的香港，代表杜月笙分访杜月笙的“朋友”，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待上海包租的轮船一到，马上离港，并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结果，这一船载了足足300人，其中包括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以及杜门亲友和苏浙同乡。
杜月笙的家人随轮船返回上海的，只有他的长子杜维藩的两个儿子。杜维藩自家不敢回上海，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徐采丞带走。他的太太一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当家主事，不曾来香港。
这300人乘船返回上海后，余下的成百上千的人大都是在香港沦陷时走散一时无法联络上的，当然也有因故暂时不能离开的，这些人最后逃离香港，大多是经过杜月笙开辟的“通衢大道”前往重庆，但一路上可谓吃尽了苦头。
这些人便包括最最重要的人物陶希圣、王新衡、蒋伯诚，以及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
香港沦陷的时候，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里，蒋伯诚则躲进了九龙饭店，所以中国航空公司无法联络到他们，以至于错过了杜、戴的飞机救援。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航空公司没联络到他，他却在随后遇到了从重庆驾机返港的阿伍，得到阿伍的帮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王新衡便化装渡海，躲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直到后来走脱，一直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原本可以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前往重庆的，当时她的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说特地给她留了一个位子，要她赶快赶往启德机场。姚玉兰何曾不想走，但是她不能这么早离开。
“我现在还不能走。”姚玉兰苦笑一下，对她的闺中密友说，“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杜月笙在赴重庆前曾特地交代过姚玉兰：“一旦香港沦陷，你只能最后一个离开九龙柯士甸道。倘若不是如此，全香港的杜门中人，以及和杜门相关的人物便全部无法通信联络，重庆方面的救援也便无法实施了。”
姚玉兰晓得九龙柯士甸道对杜门亲友的重要性，便决心死守大本营。好在有杨虎夫人陈华前来联络时，得知了姚玉兰的情况。
“让我留下了和你做伴，纵是有天大的事体，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主意。”陈华对姚玉兰说。
“好！好！”姚玉兰感动得热泪盈眶，“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我们在一起，能够死得不冤。”
“留下来不等于就会死。”陈华满乐观地说，“我料想不会到那一步。”
幸亏姚玉兰、陈华死守柯士甸道，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方始有了联络中心。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以及稍后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都是由杜公馆居间联络，分别知会的。倘若不是如此，杜月笙、戴笠、徐采丞等人在渝沪两地无论怎样费尽心机，无论怎样开辟“通衢大道”，落难的人终究也是无法逃出去的。
随着一拨一拨的人撤离香港，辗转重庆，姚玉兰和陈华也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起程。
滞港落难亲友络绎不绝地到达重庆，杜月笙每见一位便多添一份欢喜。他假重庆交通银行开起流水席，分批宴请归来的朋友，其中有生活尚未安顿，窘况犹未解除的，杜月笙便在掌心之中暗贴一纸支票，借着握手的机会传递过去，一面施眼色阻止退还或道谢，使受之者无不感激万分。
有人代他暗中留意，私下统计，杜月笙为了打好“急救香港亲友”这一仗，前后花费约法币两百万元之巨。
三、筹集经费贩烟土
杜月笙从1938年11月离沪抵港，到1941年12月2日自香港飞往重庆，再延续到1942年春天香港千里大救援，乃至此后对驻沪大员的搭救，杜月笙个人究竟搭进去了多少钱，莫说他人拿不准，就是杜月笙自家，也怕是很难算得清。
香港开源书局1955年5月出版的瑜亮先生所著《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一事，曾有如下叙述：
“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分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1939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1941年末）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陕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巨。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
“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即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战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抛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那么，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分？外间人自是难以说清。但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多次说过：
“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而杜月笙在抗战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件实在是难以达成，除了他的亲朋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外，还有两股起决定性作用的巨大力量在支持着他，此两大力量便是戴笠与孔祥熙。
事实上，孔祥熙在拨款的同时，给予杜月笙更大支持的，是为杜月笙做生意大开绿灯，而其中主要是烟土生意。早在孔祥熙调解刘航琛与王缵绪恩怨的时候，让刘航琛捎信给杜月笙，赴重庆接一桩烟土生意，那是中央迁川以后查获的一批已经完过税的烟土。杜月笙在此前与南京政府多有烟土生意的合作，双方配合默契，大发“禁烟”之财。中央迁渝以后，烟自然还是要“禁”的，为“禁烟”所查获的烟土，仍然交给杜月笙贩卖销售，仍然是双双发财。
为此，杜月笙找戴笠商议，决定成立一家专门经销烟土的“港济公司”，在香港和重庆分别设立办事机构，由顾嘉棠出面负责。
当时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军统负责。杜月笙到港之初，便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到香港出口，再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此一进一出，获利颇丰，戴笠以此弥补军统经费的不足，杜月笙也自有分肥。杜月笙以次的杜门中人也多有参加，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关口，杜月笙派顾嘉棠给戴笠在韶关把口。
如此便利条件，运输上有绝对保障，港济公司成立之初，香港的几大鸦片商便争相找杜月笙洽谈鸦片生意，纷纷向杜月笙订货。这些人都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鸦片生意是“通了天”的。事实也确是如此，杜月笙的每一票生意都做得落门落槛，讲求信誉，各方共同发财。
但有一票费了周折，1940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杜月笙接洽了一大票生意，收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但由于戴笠一时耽搁，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却没有及时发运，事情拖了下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杜月笙远走重庆。很多人后悔莫及，以为那票生意的定款就此打了水漂。
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誉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发运出去。
“发货简单，只是原来的运输通道被切断，需要改换交货地点。”戴笠提出面临的新难题。
“可否改在中越边境交货？”杜月笙提议。
“不妨一试。”戴笠略一沉思，表示同意，“应该没问题，我需要落实一下。”
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万事俱备了，还差一点东风。”戴笠对杜月笙说。
“哦？”杜月笙一怔，“这点东风需要哪个去吹？”
“当然是你杜老兄！”
“好，你不妨说说看，我倒是找哪个去吹？”
“3000万定金的生意，是一票大生意，中央规定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戴笠说，“眼下这个证件还没有拿到。”
杜月笙笑了，这对他来说，小事一桩。
“你等我话，我就去办理。”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通行证。
杜月笙刚到重庆时住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招待所二楼，他打电话喊来范绍增，把这一切对范绍增讲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支票。
“这个，你去交给孔部长。”杜月笙说着，把支票递给范绍增。
范绍增接过一看，是一张500万的支票。
那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大宅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了事情经过，只是绝口不提戴笠。谈完后把支票交给了孔祥熙。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却一边说一边塞进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给他打个电话知会一声便可。范绍增回到自家屋里，立刻打电话给杜月笙。
“他收下了。”
“好！”杜月笙满心欢喜，随即转拨戴笠电话，“戴老弟，事成，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孔祥熙关照他派人去财政部取回“特别通行证”。
当晚，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第三天夜里，车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顺利办妥交货手续。
香港烟土商见杜月笙办事落门落槛，随即付清剩余款项。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几百元一两，这笔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四、中华贸易开张
杜月笙在重庆朋友很多，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兄弟，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均与杜月笙有交情。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即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1941年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杜月笙抵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接，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
“杜兄，我的住宅除了范庄，其他你可以任意挑选。”范绍增拍着胸脯，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我陪你去看，你欢喜哪幢便住哪幢，好不好？”
范绍增之所以说除了范庄，是因为范庄已经借给孔祥熙，成为了行政院长的官邸。范庄是全重庆最大的一幢住宅，座落在国府路上，整座住宅为花园式建筑，内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美轮美奂。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
杜月笙当时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他是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市区、银行街，所以杜月笙婉拒了范绍增的盛情邀请。
“绍增兄的盛情我领了，我看我还是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杜月笙为了工作方便，范绍增也没办法。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本人又极好热闹，特别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时，他便兴冲冲地住进了来龙巷的范公馆。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需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杜月笙平时好玩、好谈、好赌，在范绍增的公馆里，这三大嗜好随时可以得到满足。
除了范绍增的公馆，杜月笙常去的便是刘航琛的汪山别墅。刘航琛在汪山建有两幢别墅，两幢之间相距不过一二百步。与范绍增公馆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清幽静雅，别有一番情致。
当姚玉兰、杜维藩等家人相继逃出香港，来到重庆后，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于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月笙及家人接到汪山别墅，他自家也陪伴在侧，与杜月笙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到刘家打麻将，玩挖花。尤其喜欢那个玩牌的环境：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令寄情摴蒱的赌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而来龙巷范公馆则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最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最爱朋友，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家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玩。赌法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他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
嘉宾自政府高层军政要员、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至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囊括了陪都重庆所有达官贵人与阔佬大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之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帐之奢华，享用之奢靡，尤其出没于其间聊助赌兴的妖冶美女，堪与“一八一号”大赌窟相媲美。
在1941年12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几乎每晚都到来龙巷范公馆赌一赌。经常在一起玩的有刘航琛，范绍增，吴启鼎，康心如，康心之兄弟等。当时范公馆的赌规是每人每天带赌本5万元。约合60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2230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那段时间，杜月笙尚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每晚必到来龙巷。所有赌友，不管怎么忙，都是准时到达。唯有一天杜月笙迟到了一小时，使赌友们为之不解。刘航琛是细心人，他仔细看看杜月笙，发现他双眉紧皱，面色略带尴尬。
“月笙兄，你今天来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趁尚未入局，刘航琛将杜月笙拉到一边去，悄悄问。
“照理说没什么，”杜月笙与刘航琛向为知己，他拍拍腰袋，苦笑着说，“就为了这5万块本票，我中午开支票叫人到楼下去换本票，结果说我户头里的钱不够了，一定要董事长加盖一个图章才能兑换。偏偏新之兄回了歌乐山，只好派人去歌乐山，这一去一回辰光就过了。”
“这个没有道理。你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人就住在交行楼上，临时办个透支，何至于非要跑一趟歌乐山找钱新之盖章？”刘航琛有些打抱不平，但转念一想，便改口说，“交行手续太麻烦，银行我也有几家，只是不如交行那么大，你不如跟我的川康银行打个来往。”
“我想还是不要给你老兄添这个麻烦了。”杜月笙摇摇头说，“依我目前的境况，怕是有来无往。眼看手下弟兄来渝的越来越多，一时都没有事体可做，整个就是坐吃山空。”
“月笙兄，你说这话未免太见外了。你来重庆，本来就是我刘航琛的客，照说应该凡事都由我招待。”刘航琛正色道，“现在我请你跟川康打来往，有来无往也好，有往无来也罢，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你没有理由推却。”
杜月笙思忖一下，说：“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刘航琛很高兴，欢声说，“朋友本该这样不分彼此！”
随后双双入局推牌九，照样是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其间，刘航琛抽个空出去，给川康银行经理打了个电话。旋不久，外面有人找刘航琛，他出去打个转又回到牌桌。
当夜散场后，刘航琛送杜月笙回交行招待所，在汽车上，他把一本川康银行空白本票交给杜月笙。
“这么快？”杜月笙接过去一看，无不惊讶。
“给你老兄办事，自是快些好。”刘航琛转过脸，凑近杜月笙，不无调侃地说，“我晓得你老兄手头出钱的速度，说不定明天一早就要给人开票子。”
如此一说，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知我者航琛兄也。”杜月笙笑过之后，又问，“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给我的这些票子，可以开多少数目？”
“川康银行每天预备提存的现金是150万。”刘航琛爽朗地说，“150万之内你老兄随意开。150外之外，麻烦你事先给我个电话。”
得到刘航琛这个话，杜月笙心里有了底。早在赴渝之前，杜月笙便已想到杜门中人以及恒社子弟在后方的数不在少，这许多人不能长期赋闲，必须找点事给他们做做。如今香港陷落，香港那边的人过来，杜门中人赋闲在这里的就更多了，因此他有意开设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但由于全力以赴施救于香港的落难亲友，手头一时调不开头寸。如今有了刘航琛在经济上的奥援，这爿公司便可着手创办。
他找来陆京士、杨管北、骆清华、沈楚宝等人，酝酿出一个大体方案。回过头又去找刘航琛商议——他想开出一张最高额本票150万。尽管刘航琛说过，150万以内他可以随意开，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他要经过刘航琛当面点头之后，才可用于投资。
“航琛兄，记得当初我问你，我支用钱的最高限额是多少，你老兄说是150万，对不对？”杜月笙进门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问。
“对的。”刘航琛一脸茫然，不晓得杜月笙为什么突然登门问这个。
“今天我是来跟你商量，向你老兄借一次最高额。”
“你就为这个来的？”刘航琛听后爽声大笑，“多此一举嘛！早就说好150万之内你随意打支票。你又没超过这个数，用不着知会我。”
“航琛兄，你不问我支这许多钱做什么用途？”
“你老兄给别人调头寸也这么婆婆妈妈的？”
如此一句反问，两人同时朗声大笑。
随后，杜月笙花50多万元在重庆闹市区林森路49号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二两层做办公地点，三楼分隔许多小房间，作为公司相关人员的招待所。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原想叫陆京士担任，但此时陆京士已官拜“社会部组训司长”，于是便命他为常务董事，叫他自家拿一万块钱做股本。由杨管北出任总经理，骆清华、沈楚宝出任副总经理。刘航琛、钱新之等人与陆京士同任常务理事，顾嘉棠、边定远、唐缵之等人任董事。
杜月笙开出一张川康银行最高额本票150万元，提现后作为公司资本金，投入公司。1942年3月底，“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式开张。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从衡阳等地抢购从沦陷区运出的物资。当时由于车辆不好搞到，运输上难度大，加上法币不断贬值，衡阳与重庆间的物价差很大，货物只要运到重庆，即可发财。而重庆的对外交通，便掌握在军统手里，戴笠身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数职。而军统内又多有杜门弟子，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在筹措车辆，以及运输等事宜上，便一路畅通。无论运什么货，都没人敢查。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便大发其财，分肥者中自然也少不得戴笠的一份。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运转自如之后，杜月笙又密锣紧鼓地开始筹办银行。
杜月笙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在重庆道门口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办公地点，随后从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拨了一笔款到重庆，自己再凑上一笔数目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资本金。
杜月笙仍自任董事长，将开业前需要筹备的一应事体交给他的爱徒陆京士打理，由他的“绍兴师爷”骆清华为协理，庞安民为襄理，顾嘉棠为监察。开业前一应具体筹备事宜，皆交给这班手下去打理。
刘航琛对杜月笙在重庆的事业非常关心，第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自是办得不错，但杜月笙将办银行的事体交给陆京士打理，刘航琛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陆京士是书生辈，做官的人，办事业未必在行。但他随后发现，陆京士竟然把银行的事体处理得有条有理，相当出色，于是他不禁赞叹：强将手下无弱兵。
通商渝行开业典礼那天，重庆道门口车水马龙，颇有一番盛况，尤其各方人士——军政界、工商金融界人士纷纷自动捧场，客户纷至沓来，其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刘航琛的川盐、川康银行纷纷堆花以示庆贺，银行存款直线上升。
搞工商必须先开银行，开银行则以人情、人缘、各方关系为资本，这已成为杜月笙求生存、打天下的不二法门。通商渝行一开，存户钞票滚滚而来，塞满了保险库。为了给这些钞票谋出路，杜月笙又陆续在西北各地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包括成都分行、西安分行、兰州分行等。
但是苦了鞍前马后一通忙活的陆京士。陆京士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通商渝行揭幕前后，诸项繁杂事务皆由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理，但渝行大功告成利润滚滚而来之后，他却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当时杨管北在昆明忙他自己怡泰公司，杜月笙只好一反惯例，以董事长自兼总经理，而命骆清华以副总经理名义代为主持渝行。后来分行开得多了，骆清华要统筹全盘大计，渝行经理一职，乃由上海中汇银行副理陈国华出任。自此陈国华成了重庆杜公馆的账房兼总务。
有了通商渝行这股活水，杜月笙的事业越做越大。在组团考察西北之后，一连串开了好几爿工厂，其中包括重庆面粉厂、昆明造纸厂、西北毛纺厂等。杜月笙在西北工商界、金融界开始成为了显赫的人物。
五、通济与虎谋皮
1942年10月，杜月笙为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以考察实业建设工商为名，做了一次长达3个月之久的川陕之游。
此次川陕之游可谓兴师动众，仅随行的杜门中人便有杨管北、骆清华、唐缵之、胡叙五，以及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等，另带有医师一名，随行保镖侍役若干。而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杜月笙的新朋旧友——或驻军要人，或地方首脑，或四川袍哥，大事欢迎与接待。其欢迎之热烈、之隆重，接待之奢靡、之豪华，可谓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一路上前呼后拥，歌台舞榭，钟鸣鼎食，令杜月笙风光无限。
此一番“考察”，虽说穷尽享乐，却也使杜月笙亲眼所见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尤其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此时大后方对外交通几乎全部断绝，即使在沦陷区搜购了棉纱棉布，运输问题也难以解决。不过，这桩事体却触动了杜月笙，使他陡地生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胆设想。即从上海采购几千件棉纱，远到大后方，以解抗战之需。
当时日本军阀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日本天然资源的不足。因此在沦陷区里，日军莫不多方压榨，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到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只铁钉，都在强迫征收之列。
由于战区物资易于资敌，为对付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施政要领中，“吸收战区物资，促进后方生产”，向为重要项目之一，并由政府责成贸易委员会，委托地方银行、外商行号等，利用省钞在战区竞购物资设法输出。
因此，1943年元月中旬杜月笙一回到重庆，便致电远在上海的徐彩丞，请他探寻了解一下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巧的是，徐彩丞正有此意，他和吴开先已经就此事酝酿多次，就等杜月笙西南之旅返回重庆后联络呢！
这时重庆已于1943年1月15日实施限价政策，但纱布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当时白米每石520元，猪肉一斤14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60元一天，一般工资500到1000元一个月，但是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亦达2450元之巨。
由此可见，棉纱之紧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杜月笙立刻找戴笠商议。
“为后方解决棉纱自然是好事，可这件事看起来可行性太低。”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设想，觉得与虎谋皮，这个设想太大胆太狂妄。
“可行性低不等于没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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