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随后给戴笠分析了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
一、日本军部的作风，一向是东拉西扯，勾勾搭搭，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也就是说，其间大有空隙好钻。而徐采丞便善于把握日本人的心理，善于利用日本人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把握将东洋人耍得团团转。
二、有戴笠这一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和他的军统特务保驾护航，有杜月笙自家的帮会弟子，交通运输不成问题。
“既是这样，容我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
戴笠随即就此事向国民政府当局作了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指示戴笠设法“切实办理”，并由政府当局给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争取敌伪物资，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是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之一。杜月笙要做，当然可以。
二、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
三、因此之故，要做，必须按照中央既定方针，也就是孔院长所说的，用钞票去买。
四、棉纱运到前线，有关方面自会设法，尽量协助其顺利内运。
看了这四点意见，杜月笙觉得“不谈交换”只用省钞价购，怕是东洋人不会答应。当时徐彩丞提出的是“物物交换”。不料，杜月笙将上列四点原则电复徐采丞后，徐彩丞则表示不妨可以根据此原则运作一下试试，只要把6000件棉纱运出来，一应后果，事到临头再说。
徐采丞选中的合作对象是日本的“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作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次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团讲和，徐彩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彩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彷佛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体。
贪功心切，嫉妒心重，“松机关”的人就此便被徐采丞一记套牢。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当谈判完成，6000件棉纱不日可以搜购启运的急电拍到重庆，放到了杜月笙的案头上。
“采丞兄真了不起！”
杜月笙不禁一声欢呼，一跃而起，急步出门，立刻乘车前往军统机关，找戴笠商量具体事宜。
做这一票生意，以当时的差价而言，倘若站在做生意的角度以私人来做的话，赚个千八百万的毫无问题。但杜月笙不愿沾上发国难财的恶名，他和戴笠商量后，又征得徐采丞的同意，向有关当局郑重声明，这6000件棉纱内运，他和门下诸人一概自尽义务，决不拿它当生意买卖做。甚至表示搜购棉纱的本钱，他都可以垫付，等棉纱运到后再由中央照价付款归垫。至于棉纱运到后的分配及用途，全凭当局做主。后来经戴笠与各相关单位协调，决定将这6000件棉纱全部移作军用，为前方将士换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便是这6000件棉纱从采购到运抵重庆的运作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叫做公司，但这个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于是，公司名称定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随后在当局相关部门备案。
通济公司设董事长一名，由杜月笙担任，总经理由杨管北担任，副总经理由徐子为担任。
收购棉布的资金来源，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也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徐彩丞在上海立即效仿，在上海成立了专门搜购棉布的民华公司，抬出金融巨子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徐采丞则自任总经理。
1943年春节前夕，通济公司以林森路49号为地址，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门口挂出“通济公司”招牌，办公间便设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楼上。
双方公司一经成立，立即投入运营。上海方面紧锣密鼓，3000件棉纱很快搜购到位，作为第一批货物于春节期间，由杨志雄与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先生王国生等人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武装押运。
按事先约定，货到界首集，日本军队卸货便走，不管点交。重庆方面必须事先到达交货地点，等候接货。
杜月笙派出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前去接货。
此时春节将到，杜月笙的汪山别墅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杨管北前来辞行。
“我们准备年初一动身，先飞宝鸡，然后转西安，赴洛阳。”
“大年初一？”杜月笙有点于心不忍，“能不能推延几天？”
“横竖是要去的，还是早一点动身好。”杨管北态度坚决，“万一路上生出点意外，也好有时间处理。”
到年初一派人到机场为杨管北、徐子为一行人送行的时候，听说秦岭一带正遇暴风雪。飞机起飞之后，杜月笙的一颗心便悬了起来，生怕发生一点意外。直到第二天飞机冲过大风雪，一行人平安抵达宝鸡，杜月笙这边收到回电，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此前，自接货地点界首，以至洛阳、西安，到重庆，这一路上所需要经过的关卡要道，杜月笙和戴笠全部作了知会、关照、打点和安排。幸好这一路上的军政界要人杜月笙全部熟悉，甚至为至交。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是杜月笙的老朋友，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曾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参谋长，杜月笙与他熟悉得不得了。洛阳到西安一段要走陇海铁路，自然便有了照应。洛阳以东到界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辖区，杜月笙与蒋鼎文也是老朋友。界首当地驻军将领是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何柱国是少帅张学良的旧部。凭杜月笙当年为张学良的居停主，自是闲话一句。
但是，从界首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有一片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片真空地带延绵50多公里，是土匪、江洋大盗、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护送日军撤走后，很难说他们不会趁机捞一票。杜月笙修书一封，拜托威镇豫皖鄂三省的洪门大爷明德明，请他在这片真空地带派保镖护驾。
杨管北几人一到界首集上，便欣喜地发现，当地已经设好了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杜月笙派王宝康为办事处主任，已于此前走马上任，界首当地等一应事务，已然作好接洽。
紧接着，另一个好消息不期而遇，杨管北三人抵达界首的第二天，军统局长戴笠从天而降，意外出现在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办事处里所有人无不欢呼雀跃。戴笠此行，一方面专程为鼓励大家而来，同时要具体看看接运工作的准备情况。
就在一班人满心欢喜的时候，日本军队押运棉纱的车队抵达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由于日本人不敢越过真空地带到界首交货，双方又约定改在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外最前线的无人地带交货。
东洋兵押运棉纱的卡车一出亳州城，便立即卸货，一件件棉纱在地上推成小山。货一卸完，东洋兵便风驰电掣般逃回亳州城里。盘踞亳州城的是伪军郝鹏举部，已有国民党将领与郝鹏举打通关节，所以郝鹏举躲在亳州城里按兵不动，由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
就在杨管北等人忙着指挥雇来的大批人马往界首运送棉纱的时候，从东洋兵卸下的棉纱堆里，忽然跳出四个人来，令现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先是杨管北发出一声惊呼，原来四个人中，有两位是他的至亲——他的父亲和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另两位是交涉代表杨志雄和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王国生。
3000件棉纱运抵界首后迅即装上卡车，首尾相衔地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一批棉纱总算安全运到，顺利转交当局有关部门，各方皆大欢喜。但这票生意6000件棉纱只成交了一半，另外3000件货已购齐，等候发货。偏偏就在这时，洛阳失陷，消息传到重庆和上海，杜月笙、戴笙、徐采丞个个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和戴笠经过多方考察，多次商议，只好放弃原来的路线，改走浙江淳安，将3000件棉纱运到重庆。
这一次，杜月笙派他的恒社子弟朱品三，陪同通济公司副总经理徐子为，到浙江淳安成立办事处，然后通过真空地带和封锁线，潜入上海，跟徐采丞接头，把待运的3000件棉纱，全部运到后方。
但这一次却没有前次那么幸运，尽管货到“国统区”一路上都有杜月笙的朋友，但无论政界军界见了这大宗的棉纱个个都眼红，个个都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闹出被扣押、被绑架的大事体，险些丢了徐子为、朱品三等好几个人的性命。好在历尽艰险，有惊无险，历时7个月之久才将第二批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为了国军的军装。
六、杜月笙陷入舞弊案
杜月笙自从1927年追随蒋介石后，到香港策划高陶反正、协助军统上海锄奸，是他备受蒋介石恩宠、炙手可热的阶段。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对杜月笙开始渐渐冷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大为不满，其中一件便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发行了一种黄金储蓄券，以6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黄金储券，意在储蓄保值，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将来本利都以黄金计付。当时黄金牌价每两法币2万元，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决定将黄金提价。1945年3月下旬，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了几个机要部门商议，决定从第二天即3月29日，将黄金牌价从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
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便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抗战爆发后一直追随杜月笙左右。在香港时曾被杜月笙派往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如今晓得了这样的发财机会，王绍斋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先生杜月笙。
但王绍斋当天中午参加了一个午宴应酬，借着几杯酒力，无意间走漏了口风。宴会结束后，他驱车前往林森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来到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
“先生，你手上的黄金储蓄券不少吧？”
“不多。”杜月笙答道，“有限得很。”
“黄金储蓄卷是保值债券，先生何不多买进些？”
“你问我这个做啥？”杜月笙一怔，觉得王绍斋话里有话。
“假使先生黄金储蓄券多，或许会发一笔小财。”王绍斋神秘地一笑说。
“哦？”杜月笙何其精明，他马上反口问，“黄金牌价一直是2万，不会有变吧？”
“先生你说对了。”王绍斋凑近杜月笙说，“黄金涨价，储蓄券岂不是水涨船高。”
“什么时候涨？”
“明天。”
“这么突然。”杜月笙略一沉思，马上叮嘱王绍斋，“兹事体大，你不要再对别人讲。”
“哦……”杜月笙一提醒，王绍斋这才意识到的确是兹事体大，猛然想起午宴上漏了口风。
“怎么回事？”杜月笙注意到王绍斋神色陡然变化。
“没什么，我走了。”王绍斋赶紧告辞，嘀嘀咕咕地走出去。
杜月笙这一声叮咛只不过晚了一个多时辰，可就这一个多时辰，已经覆水难收，王绍斋当众说出去的话没法再收回。后来“黄金案”事发，王绍斋泄密证据确凿，因而吃了官司被判刑入狱。
杜月笙叮嘱王绍斋莫走漏口风，是站在王绍斋公职的角度，他晓得泄密便是很严重的事体。但多买公债、储蓄券是政府提倡的，而且会受到政府奖励，买多少都不会出毛病。此前他常受人之托代买美金储蓄券，买进卖出，如今已经是轻车熟路。
当时是下午两点半钟，杜月笙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便叫人开出一张中国通商银行法币1000万元的即期支票，随后赶到中央信托局，托朋友代他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价款1000万元，当场交割清楚。
这是杜月笙从事金融工商事业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心腹智囊商量，自家做主做的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这主要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同时他还是有点警觉，担心走漏风声大家一窝蜂购进，闹出事端。
笫二天翻开报纸一看，果然一条好消息见诸报端：黄金官价提高为每两3.5万元，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1万元。杜月笙兴高采烈，当晚在汪山别墅大会客厅里，面对他的家人朋友、亲信弟子，朗声宣布：
“本人于昨天下午做了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一夜之间进账500万元！”
众人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生意进账这么快？”
“黄金储蓄券。”杜月笙说着，拿出报纸往众人面前一抛。
众人一看，免不得一阵埋怨，如此天大的一桩好事不想着自家人！
岂料，不几日，晴天一个霹雳，把杜月笙打得晕头转向——
当时杜月笙正在中华信托公司董事长室办公，王绍斋敲了一下门后，无声地走进来。如此之静让杜月笙蓦然一惊。
“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眼看出王绍斋脸色不对。
王绍斋把一张报纸放到杜月笙面前的办公桌上。报上白纸黑字赫然醒目：
“黄金储蓄券一向销路低迷，突然一日之内掀起抢购之风，销路创空前未有之高峰！监察院对财政部严肃纠举……”
杜月笙的头嗡地响了一声，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泄密。纠察，毫无疑问是纠察泄密人。
“财政部会有很多人泄密吗？”他茫然地问。
“要是这么多人买，泄密的应当不少。”王绍斋一脸的沮丧。
“既然不少，那就不用理它。”杜月笙安慰道，“没有人能证明你泄密。”
“只怕有……”
“你还告诉了别人？”
王绍斋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一般说来，得了实惠的人不会站出来指证你。”
“可我……”
王绍斋吭哧了半天，总算把他酒后失言的事说了出来，令杜月笙顿足叹息。这时候他担心的是王绍斋万一出事，自家会受牵连。他当时还没记起，购买黄金储蓄券采用的是实名制，都有哪个抢购，一查便知。
这一桩公案很快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许多报纸纷纷要求公布当日购进黄金储蓄券的名单及数量。若干报章评论指称，黄金储蓄券事件是为不法官吏与豪门巨贾勾结的铁证，使得“黄金案”成为天下人共讨之，共罚之头等大案。
风云变幻之迅猛异常，震撼得杜月笙如惊弓之鸟，欲死欲绝。他向来爱惜羽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便以爱国人士的面目出现，支持抗战的事体做了不少，为支持抗战自家洋钿更是垫付不少，如今为这区区250两尚未领到手的黄金抹一脸黑，实在让他后悔莫及，痛不欲生。
正如他的心腹知己、智囊门人所为之痛惜的，倘若他把这件事和大家商议，最简单的一点可以保证，那便是人人都晓得黄金储蓄券的购买者用实名制，杜月笙改用他的徒子徒孙、甚至门房司机的名义又何妨？储蓄券上记的是别人的名字，这一桩公案炒下大天来，又与他杜月笙有何关系！
4月23日，抢购黄金储蓄券的名单果然见诸报端，“杜月笙”三个大字赫然在榜！
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经历了十几天度日如年的折磨，杜月笙已经麻木了。他不再去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而是把自家关在汪山别墅里，一个人慢慢地消化这一场尴尬。
亲朋好友、门生弟子纷纷上门劝说、开导，宽慰自是不少，杜月笙只是一味地苦笑，最后一声长叹，说：
“各位说的固然都有道理，不过我自家肚里明白，出道三四十年的一点虚名声，这下通通完了。熬了三四十年好不容易鲤鱼跳过了龙门，如今又跌回河滨里去哉！”
“黄金案”开庭之前，有消息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月笙到庭质询。杜月笙闻讯更为恐慌，倘若真的站到法庭上，这辈子塌台算是塌到祖坟上去了！能帮他消灾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孔祥熙，一个是他的把兄弟戴笠。
在杜月笙尚未出面的时候，戴笠已经找了蒋介石。戴笠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蒋介石，即使蒋介石不看上海锄奸杜月笙出了多大力，就算将来回上海，杜月笙的实力也还是可资利用的。
杜月笙总算没有被传到法庭上，一场轩然大波在戴笠的斡旋下就此风平浪静，尽管杜月笙塌了不小的面子，终究平安过关。
七、戴笠救援有惊无险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
在“黄金案”结束之前的4月中旬的一天，孔祥熙在重庆国府路范庄设家宴，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赴宴。
此时的孔祥熙也正在走背字。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民众生活困苦到了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财政大权的孔祥熙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
与此同时，孔祥熙及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披露，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于1944年1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在随后的1945年5月和7月，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从此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晚宴上，孔祥熙透露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
“蒋主席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拿几个首领开刀。”
听了这句话，在座的三人都大吃一惊。
“要杀哪个？”范绍增反应最强烈，四川帮会尤以四川袍哥影响最大。
“我对他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给你卖力，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是的，这些年我们哪个不给他卖命。”杜月笙压抑着心中的不平，这对他来说反差实在太大，打击更是不言而喻。
“他怎么说？”范绍增急不可待地问。
“他不再讲话了。可是前不久，他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
“毙的哪个？”范绍增急急地问。
“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
“就因为他是四川袍哥？”
“那倒不是，蒋主席看到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死了，是因为扣军饷饿死的，此事万万难以接受。”
“哪个都晓得时下克扣军饷成风，不是一个兵役署署长管得了的。”杨虎也愤愤不平。
“不管怎样，这是个信号。”孔祥熙推心置腹地对在座各位说，“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大概帮会没什么作用了吧？”
孔祥熙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
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但所受刺激之深，在他离开孔家之后就显现了出来。
“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了。”
走在路上，杜月笙对范绍曾和杨虎说。他估计蒋介石一时还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感到寒心了。
然而，事隔没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杜月笙。当时，“黄金案”正炒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这个特殊时刻的召见，令杜月笙实在惴惴不安。
晋见蒋介石，意外地得到一项重要使命——“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
这项使命，令杜月笙受宠若惊。同时也给杜月笙造成一种错觉，蒋介石对他依然信任；老蒋虽然想拿帮会开刀，但还是离不开帮会。
关于这项使命的具体内容，梅乐斯在以后发表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披露说：
“对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获得情报，日本人拟在撤退前破坏上海，于是，戴笠将军和我赶往上海附近，设法保卫上海的公共设施，戴笠将军请能力卓越的杜月笙，协助此工作。”
“我们计划在浙江省西部淳安以北的安徽屯溪雄村，开设一个训练班，训练上海各界重要分子150名。我们的总部设立在淳安西庙，在戴笠将军和我还不曾到达淳安之前，已有一部分杜月笙的部下从上海抵达。”
“胜利前夕，共党准备夺取重要城市，我们则计划保卫京沪。我们虽然缺乏时间训练必需的干部和人员，但是忠义救国军、海盗、杜月笙的部下，仍能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等。”
事实上，在这一项秘密行动中，蒋介石对杜月笙的任命是戴笠提出的。在八年抗战中，戴、杜精诚合作，不分彼此，戴笠执行如此重大任务，当然需要杜月笙的助力。但若在平时，他只需直接找杜月笙便可，并不需要官方出面。而今次不同，戴笠认为事关国民党政府占领京沪的大事体，理应由国家征调，以示重视。另一方面则因为杜月笙正被“黄金舞弊案”折磨得焦头烂额，倘若留在重庆被带上公堂，俯首就鞫，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悄悄出征又似有开溜之嫌，只有请出最高当局任命，方能使杜月笙精神为之一振，就此摆脱万般烦恼。
果然，杜月笙领命之后，多日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满面春风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此次任务的行动主持人是军统局长戴笠，美方人员则由中美合作社主任梅乐斯中将率领，杜月笙的任务是发动上海至东南一带的民众力量，并负责行动方面与第三战区之间的联系协调事项。由于汪伪组织中有不少杜月笙的旧日友好，尤其他的几位弟子汪曼云、黄香谷、张克昌等，都在汪伪“位居要津”，抗战期间也曾通过杜月笙为重庆方面出过力，如今更是一支可利用的力量。
一连几日，杜月笙和陆京士接触频繁，扃室密议。杜门亲友都被蒙在鼓里，不晓得杜月笙究竟接受了何种特殊任务。好在他已经不在意“黄金舞弊案”如何沸沸扬扬，一身轻松满面春风地忙碌，让亲友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徐子为、朱品三被请进汪山别墅，这两人接运第二批3000件棉纱历时7个多月，回到重庆刚刚一个多月，此时便被派了新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杜月笙仍是守口如瓶。
“你们刚从那边回来，本该让你们歇息一段时日。但是任务紧急，你们老马识途，只好辛苦你们打前站了。”
徐、朱二人这才晓得，老夫子守口如瓶的秘密在淳安。
6月26日下午，东南行的先头人员18人从重庆直飞湖南芷江。18人中除王景文和陆惠林是从重庆菊庐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来随同工作的外，其他皆为杜门弟子，以陆京士、曹沛滋为首，徐子为、朱品三也在其中。
陆京士在上海一直从事工运工作，他以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的名义，将在京沪线上发动劳工力量，计划将京沪一带的工运同志，接到安徽屯溪雄村分批训练，然后再一批批地送回沦陷区，等盟军登陆开始，马上起而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陆京士率领的18人飞抵芷江后，又辗转抵达福建长汀，等候与戴笠、杜月笙、梅乐斯会合，然后续往东飞，
戴笠、杜月笙和梅乐斯三位“统帅”，以杜月笙动身最早。他乘坐自家小轿车自重庆对岸的海棠溪南下，随行人员一共6位，顾嘉棠、叶焯山担任保镖，机要秘书胡叙五代笔译电，还有名医师庞京周，随时为杜月笙的健康保驾护航，贴身随从徐道生，捶背敲腿，专为夜晚侍杜月笙入睡而来。另一位便是司机钟阿三，负责驾驶这辆专车。
车抵贵阳，戴笠已翩然而到，美国人梅乐斯和他的两名侍从也早已等候在贵阳机场候机楼里。
三方会合，搭乘美军C46型运输机飞芷江。但机舱里乘坐条件则不容乐观，两排帆布坐椅沿机身靠壁而设，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过道，乘客必须面对面坐在两边。当时飞机已经启动，轰鸣声震耳欲聋，机舱内空气沉浊。杜月笙一进机舱便双眉紧皱，踯躅不前。这个乘机环境极易引发他的气喘病。
杜月笙的神情变化，迅即被戴笠发现。戴笠立刻跃身下了飞机，命人从贵阳机场办公厅里搬来一把藤椅，放在机舱正当中，也就是那条宽敞的过道中间，戴笠又细心地把椅子向前挪到合适的位置，让杜月笙坐下。
杜月笙十分感激，但是飞机上有戴笠，有梅乐斯，还有自家老兄弟，他不好意思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所以一再谦让，坚持要坐紧靠墙壁的帆布椅，戴笠高声说：
“月笙兄，你害的是气喘重症，跟我们大家不同！”
戴笠的话给了杜月笙一个台阶，他这才坐进那把藤椅。以后凡乘坐军用飞机，过道上都要放一张面向前的藤椅，杜月笙坐上藤椅，由顾嘉棠、叶焯山在两边牢牢掌住。以免飞机攀升俯冲转弯滑落时发生意外。往后杜月笙每每对家人亲友谈起，都一再说：
“要是没那把藤椅，我看我是绝对吃不消的。”
但他忽略了顾嘉棠与叶焯山的作用，要让那把椅子稳固在过道上，他们实在费尽了力气。
靠着这把藤椅的特殊待遇，杜月笙总算一路平安抵达芷江，再由芷江到福建长汀，与陆京士等18人会合。然后又兵分两路乘长途汽车于7月15日抵达浙江淳安。戴笠的军统局55号站和忠义救国军总部便设在淳安市郊西庙。
西庙庭院阔达，杂植花木，殿宇重重，清静幽深。杜月笙一到，便和他的6名随从人员住进了西庙。住在这里的还有戴笠、梅乐斯。
杜月笙如此长途跋涉到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讨好蒋介石，另一方面更有他自家的打算。离开上海八年，虽然其间多有联络，但几经战乱，原来“闲话一句”便可为之赴汤蹈火的那班人马，已是离的离，散的散，有的改换门庭，有的投敌落水，有的出走他方，也有的入了鬼门关。当初淞沪别动队成立，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除了他的把兄弟、老朋友，便是他的门生弟子。尤其是其中若干单位，几乎全部班底为杜门中人。而今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怕是很多人都不晓得杜月笙何许人也了。因此，杜月笙急需借此机会，拉起自家的一干人马，以便重新驰骋上海滩。
一到西庙住下来，杜月笙便开始利用电台与上海方面联系。他首先联络了两路人马，一路是当年大小八股党中，宝刀未老仍掌握相当势力的，如马祥生、顺铨、朱景芳等人。由他们以现有班底为基础，迅速联络青帮弟兄，扩大队伍。另一路是他当了伪军的门生马柏生和徐朴诚，策反他们弃暗投明趁机立功。
杜月笙亲自指挥调度这两路人马，一旦盟军登陆，或者国军反攻，只要战事接近上海，这两路人马立即行动，协助国民党在上海抢占地盘。
就在杜月笙遥控指挥着他远在上海的两路人马，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国人民一片欢呼声中，杜月笙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没等来盟军登陆，也未等到国军反攻，他的一切计划都未曾实施。也就是说，他还没准备好，还没把掌控大上海的那张网抓在手中，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了。
戴笠宣布陆京士立刻回上海维持秩序，并授予“相机处事”的大权。杜月笙通知准备前来参加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的弟子中止行程，留沪控制局势。戴、杜分别安排军统特务和和杜月笙的两路人马，配合蒋介石的其他部署，抢占江浙沪宁。
8月29日，杜月笙带着随从人员乘坐“健飞十七号”轮船，踏上了取道杭州重返上海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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