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原官场，有一场不成文的规则：在组织调查之前，如果能主动向组织坦白问题，组织上基本上会算作坦白自首；坦白自首后，若再写个辞职报告，把位置交出来，基本上就不再追究责任。这也是不少干部的最后一步，大不了就写辞职报告。
听到这话，杨伯涛脸上露出尴尬之色。他低头盯着手中的酒杯，手指无意识地在杯壁上划着圈圈。按照企业破产法，棉纺厂已经亏损到第四年，如果熬过今年，就亏损五年，从法律层面就可以进入破产程序。东原各地已有不少企业处在破产边缘，大多处于停产状态。持续亏损下去，明年就可以实施停产。像棉纺厂这样的大厂，若停产两年，政府根本承担不起这么庞大职工的工资支付，最后肯定还是要走破产这条路。到时候，自己就可以联合几个朋友，以极低的价格将棉纺厂变成私产。这如意算盘都打到一半了，却杀出一支纪检队伍，这是杨厂长无法接受的。想着上次审计就是沟通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了财务科长，给分管副厂长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就把问题扛下来了。
“周会长，情况不一样啊。” 杨伯涛抬起头，眼神中满是恳切，“我在棉纺厂工作一辈子，对棉纺厂有感情，而且棉纺厂刚刚购置了设备，明年就有可能起死回生。”
他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这个时候让我下来，我倒不是贪图厂长这个位置，我是担心这 3000 职工该怎么办？3000 职工背后是 3000 个家庭，还有不少厂里的职工是双职工、三代棉纺人。他们都是为东原的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的，这要是企业停产，包袱不都甩给政府了？周会长，咱们可不能办这种事啊。”
如今，魏昌全兼任着农业局的党组副书记和农业开发总公司的一把手，也深感企业生存的压力很大。他放下手中的筷子，神色凝重地说道：“杨厂长都是自己人，别唱高调了，说什么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难道政府没给工资？我说句实话，但现在这事你找周会长意义不大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分管副市长臧登峰，把问题交给他，让他拿到市政府研究。杨厂长，3000 人的大厂，经营上可不敢出问题，这要是出了问题，会引发社会性动荡的。市政府会想办法的。”
杨伯涛何尝不知道会引发社会性动荡？但是，动荡也是杨伯涛几人计划的一部分。从正常经营来讲，企业确实勉强能实现盈利，但是杨伯涛心里清楚，棉纺厂作为 3000 人的大厂，如今真正在一线从事生产工作的已不足 1000 人。棉纺厂是 1955 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运转了接近40年，第一批参加工作的职工已经退休，这些职工的养老问题都由棉纺厂承担，这部分工人大概有三四百人。随着时间推移，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多，包袱会越来越重。
另外，整个棉纺厂下属六家直属厂和配套厂，大小厂长、各级行政、工团妇青等二级机构的部门行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加起来，还有四五百人。整个棉纺厂有不少关系户和吃空饷的人，名义上是棉纺厂职工，实际上棉纺厂领导连人都没见过几次，只拿工资不干活。这样的特殊群体严重影响了棉纺厂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大家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凭什么这边累死累活，那边班都不爱来，照样拿一样的工资？棉纺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极差。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守自盗也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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