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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与张爱玲曾在这里的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胡兰成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而张爱玲也曾感慨地写下如下的心境,她说:“她【苏青】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然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了,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我看苏青》一九四五年四月《天地》第十九期】。
抗战胜利前夕,胡兰成预感有朝一日,大限来时夫妻各自飞的日子来临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地回到上海,在常德公寓张爱玲的住处住了一晚。那是爱玲到温州千里寻夫,并伤心而别的八个月后。当时他们的感情早已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时候了。当晚他们分房而睡。第二天天还未亮时,胡兰成来到爱玲的房中,在床前俯下身去亲吻她,她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他也许想不到,这竟会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别了。女作家淳子不无感慨地说:“沦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梦死,充满了世纪末的荒凉和疯狂。也许是没有了明天,便不肯放过今天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无可救药地爱上,像《倾城之恋》的一双男女,千百人的死,千百人的痛苦,只为了成全她和他。”
一九四八年张爱玲和她姑姑从常德公寓迁出后,曾搬到华懋公寓小住,也就是现在位于茂名南路和长乐路交叉口的锦江饭店的北楼。在华懋公寓的街角有座兰心剧院,它从一九三三年后专映外国影片,一九四○年上演过于伶的《好公寓》、曹禺的《日出》等话剧。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就是在这里排演的。而这四幕八场的大型话剧,后来在新光大剧院隆重首演,立即引起轰动,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连演了八十场,几乎场场爆满。张爱玲从一位名小说家一下子又成为公众注目的“新闻人物”,当时应该是她最光彩夺目、辉煌耀眼的一刻。
华懋公寓之后,他们又搬到南京西路梅龙镇旁的重华新村小住。研究学者陈子善教授说在重华新村的窗口,张爱玲和她姑姑还看着解放军进城的。
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搬到南京西路附近,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现名长江公寓】的三○一室。在这里张爱玲重拾旧笔,写下后来喧腾一时的《十八春》【也就是后来依此改写的《半生缘》】,只是当时只能用笔名“梁京”发表。当然最后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艾》也是在这里完成的。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也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但张爱玲还是深感无处容身,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地离开了上海,离开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地方。弟弟张子静在她离去之前,曾经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张爱玲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张子静后来回忆说:“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漠,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只能以漠然良久作为回答……”
而到一九五二年八月间,张子静从浦东过江来到卡尔登公寓找张爱玲,姑姑开了门,一见到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是的,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也没有回来过。几番风雨海上花,张爱玲这一走,真的是再也没有回头了!她挥别她心系的上海,挥别她的亲人,更挥别了她的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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